刑在我所访谈的那些人的生活中，从工作到家庭生活，从家庭生活到工作这种转化的性质，可以用仪式来理解。作为仪式，这种转化期具有一种实践的意义，这种意义超过了现象学的此时概念。实际上，这种转化在其自身内部包括人们电视使用的某种一般模式，这种转化或者仪式同样也包含人们所具有、所携带的对其行为的社会性质的洞察和认识——他们的行为可以是工作方面的，与电视相处方面的，在其他活动中的行动，等等。人们在访谈中向我提供的生活再现情况，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投身电视的仪式性质。它们告诉我们职业成员拥有的把电视带入其生活的第一次机会，但是它们告诉我们的，要比这一点多得多。
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来回这样的仪式，及其思维自觉性模式和从中发生的各种行动，已经成为每周、每月甚至每年的惯例活动的经久不衰的一部分内容，而正是这些惯例活动，构成了我所访谈的那些人的生活。每个下班之后回家的人都会就做什么及如何做作出决定，当人们经历这一过程时，他们当然是生活于此时的。但是，如果说他们从工作到家庭的转化每天都重新来过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化也同样是由他们所获得的实践知识所构造了的，这种实践知识不仅来自于以前对电视及其他活动的投入，而且来自于曾经多次参与这些活动，也来自于不得不放弃这些活动，重新开始他们工作生活等等经历。因此，这种仪式包含并表达人们日常生活中电视使用的整个周期。
我在研究中发现，围绕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这种仪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去探索在收视文化世界中权力的作用机制。用另外的话来说，投身电视的仪式能使我们观察电视权力在那些我所访谈的人的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具体方式：电视使用与参与日常活动的社会性，能够抵消或调解电视的权力效应。对仪式的理解，建立思维自觉性的概念架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以便我们重新建构电视使用，并理解日常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复杂合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