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投身电视及其与节目的互动之外，还存在着在使用电视这种媒体过程中他怎么想、怎么体验以及怎么做的问题。首先，必须考虑收视的行为效应。分析人员需要说明我们在际遇电视以后那些看起来微小和无意义的行为改变方面。人物及名人的刻画如何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这些刻画如何改变人们行动的意义？这种行为和行为改变的世界并不能被轻易地加以考察，因为它们有时太过私人性了，太封闭了，讨论的问题是人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所以分析人员很难揭示这样的问题。另外，由电视驱动的行为世界能够轻而易举地逐渐转变为想象，事物的真实现实会变得具有想象性，而区分这两个领域有时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当人们不再收看电视时就电视上看到的内容所进行的交谈，是可以较为容易地把握的。交谈有时也使人们重新诠释他们的所见所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交谈可能会改变人们收看电视的方式——不仅仅单指他们收看什么，更重要的是，也指他们认为可信的或值得批判的东西。因此，分析人员必须能够确定人们是否有规律地与同一人就他们在电视上所看见的内容进行交谈。他们交谈的是同一个节目吗？对他们来说有规律地讨论他们所喜欢的节目或剧中人物很重要吗？哪种故事线索或剧中人物的行动一般能引起他们的评论，引发最为热烈的交谈？“批判性交谈”由什么构成？如果关于电视的交谈并不规律性地发生，但它还是会发生，只是它更多地是随机的，也不那么经常发生，那么，这种交谈包括些什么？它只限于人们喜欢的节目，仅限于一些特别的节目，如体育赛事、颁奖节目、政治争论、微型连续剧等节目的评论吗？或是上述两种交谈的混合？这些提问标志着了解人们关于电视的交谈之意义的起点。
电视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考虑和处理他们自己生活中的问题的方法。某种特殊的剧中人物在处理虚构的情境时，如婚姻家庭问题、工作压力、与上司的关系、酗酒、滥用毒品等等问题的方式，能够影响电视收视者在处理他们生活中的类似问题时的方法吗？如果的确这样的话，具体而言，电视的刻画与他们自己的生活能够产生共鸣吗？同样，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对“真实生活”的描述，能够成为他们处理自己生活中的相同或相似问题时的明确指导，让他们知道不应该做什么吗？
抽身电视并使之适应日常生活还包括态度和观点的形成问题，这种态度和观点生成于电视使用，人们将其带入头脑之中，并在理解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的时候会加以运用。人们当然会思考他们的世界，他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关系，他们进行接触的人与场所，包括他们在电视及其他媒体上看到的事物。他们针对不同的事物形成态度和观点。在电视问题上，分析人员必须考察在收看电视以后，收视者的思维是如何变化的，他们以前思考的内容是如何得到支持的。当收视者接受某种特殊的表象时，如城市中心警察或刑事律师，当他们认为这些特殊的表象是合理的，这一点能否直接影响他们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城市中心警察和刑事律师的方式吗？只关注人们在收看电视时所作的某种具体诠释，然后从中推知他们所拥有的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比方说，他们关于城市中心警察或刑事律师的知识，是有问题的。摆脱这种考察策略，意味着分析人员必须直接处理这样的问题，即在收视他们喜欢的节目或当下流行的节目主题以后，人们的某种具体的诠释，甚至是那种更为稳定的一贯的诠释模式，如何适应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问题。人们所诠释的某一部分内容在实际行为中会有意义，而另一些就仅仅是空想而已。但如果态度和观点的研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点暗示，我们就会假设，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领域，在这里，人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内容会呈现另一种更为扩散的自由流动的意义形式，人们关于世界的观念直接贮藏在他们的前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真实世界中的事件或人们与电视的际遇能够唤起人们已经贮藏起来的“电视知识”，并运用这种知识在他们的头脑中进一步阐释与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和电视际遇相关的那些意义的话，被贮藏的那些观念就会浮现起来。具备了对节目符号形式的了解，以及对人们收视习惯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偏爱的节目和剧中人物，分析人员就能够确定最能与特殊的人们产生共鸣的刻画种类，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新建构这些更为扩散的、自由流动的关于世界的观念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