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收视者的社会体验并没有被社会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化研究分析人员充分地进行概念化或考察。与早期的社会学观点不同，文化研究事实上确实在其关于权力的论述中给予了电视收视以合法的地位，但它不能把电视收视理论化为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形式，文化研究倾向于把文本作为意识形态或话语权力的典范来加以研究，根据产生文本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来理解它们。但我认为，除非批判分析人员能够创造关于接收、使用的概念范畴，去考察电视的社会功能，强调观众的文本解读才可能是完整的，才不会遗漏电视使用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使用社会性这个概念架构，试图超越话语和文本的观念，系统地探索电视是如何被使用的，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我不像文化研究已经做过的那样仅仅关注权力和抵抗的动力机制。我的策略是考察有关权力的思想，使这些思想具备经验基础，重新建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电视的实践性使用。
电视使用的社会世界无疑是复杂的，其复杂性——生成于其中的思维上的差别，人们建立与他人关系的种种方式、电视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其他任何事情之间的相互适应的种种方式——当然可以作为权力效应来理解，但不应只作为权力效应来认识。我们用来分析和说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语言，应该能够清晰精确地表明，除了权力和抵抗之外，它们还有什么内容。
总体上说，对电视使用进行概念化包括，重新建构电视收视者在日常生活中置身于媒体的实践方式。与表面现象相反，电视使用是一种多面性的活动，要比我们眼睛看到的复杂得多。评价它对人们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它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意义，必须进行充分的再建构，把它当作文化的一种独特形式，这也是我在其它地方也谈到的“收视文化”（1994）。
收视文化的社会性可以通过下述方式得到准确的理解。首先，分析人员必须认识到电视是一种权力媒体，其权力通过各种符号同时发生作用，而且这种符号客观结构可以被经验地考察。我们有一系列的研究，有的属于文化研究，有的则不属于这个领域，把权力理解为电视的构成性特征，但这种研究必须与收视文化的分析相结合。然而，由于人们一般是在实践上，而不是在分析上把握电视，所有媒体的权力不是他们首要关心的问题，即使有时候他们会认识到电视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再建构电视使用的最好方法，是不把重点直接地放在电视权力（或抵抗）问题上。第二种策略与这一思想相关。收视文化分析人员必须认识到电视的权力，但他们必须暂时搁置权力的概念架构，以便审视那些特殊的收视者，即以特殊方式处置其生活的收视者，如何具体地建构他们与电视的意义关系。一旦电视中的各种惯例化实践被重新建构了，权力的概念架构就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之中，去考察电视及其符号体系如何在建构这种收视实践的社会性中发挥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