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论述中，儿童的早期实践被理解为生成于重复的过程中——照料的姿势和社会关系以及稍后与之伴随的语言的重复。但与我们在文化研究有关实践的论说中所发现的不同，马勒尔和温尼科特所说的看得见的实践的重复，必须是与一种内在性、一种对体验的内部思维相关的。不管这种体验是来自于话语、来自于社会性或同时来自于它们两者。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心灵、自我和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中，在阐明他的社会性概念架构过程中集中讨论了社会、自我以及自我反思的暂存结构问题。他反复指出，只有认识到社会生活以后，自我，尤其是自我反思性才是可能的。在《关于现在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中，米德说：
社会是一种个人的系统化秩序，在社会中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有分化的活动……只有当在他扮演自己角色的同时扮演他人的角色时，社会才能进入到不同的个体中去。正是因为社会的结构性组织，不断地在某种组织起来的活动中扮演他人角色的个体，才能发现他自己在相互关联的行动中选择某种共同的东西，并且承担我所称的一般他人的角色（1932：82）。
对米德而言，自我是由具有表演性的“主我”和“宾我”构成的，宾我在他看来，是个人对其外部构造的认识——社会角色、各种社会中的种种社会位置、以及在日常生活、社会际遇中人们被类型化的不同方式。米德认为，人们一般最起码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社会位置——主我和宾我。人们同时拥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位置，就是他所指的自我的社会性。他认为，社会性就是同时成为不同身份的能力。生成于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具有不保持同一性的独特性质；他说，它的生成取决于差别的同时存在。
因此，社会性既表达了一种意识，一种内部的对自己由客观社会现实所构造这一事实的反思，又表达了社会行动本身。在米德的框架中，实践既包含了表演即行动本身，也包含了这种内部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反思性，这种反思性使人们能够建立他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实践目标。个体能够意识到他人和其自身，意识到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同时也能意识到社会关系所强加的规范限制。个体能够作出判断、监测思维、进行体验和行动，所有的这些方面都发生在与外部话语世界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在这种关系之外，或先于这种关系。而且，米德的社会性概念与温尼科特关于游戏和符号化的观念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他们二人那里，实践被理解为社会性地建构的，认同的形成区别于自我，而符号化行动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发生于两者之间的。
在所有的这些论述中，如果存在着某种前话语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某种没有完全成形的“主我”，这种主我游离于社会情境之外，而更多地表现为个人在其机体形成的起始阶段上所具有的心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特点。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人类躯体的自然因素，与尼采（Nietzscht,1968）、德勒兹（1983）和其他人所说的生命力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也与在拉康的主体性概念中有突出表现的不好把握、但却总是存在着的欲望概念大同小异。另外，用我的方式讨论社会性，只是叙述实践故事的一部分内容。心理学家会首先指出，这种社会性总是会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裂、脱节等关系的作用下而偏离讨论的中心。更加全面的讨论主体性的这些方面的内容在此是不可能的。在此，我只是想承认，它们的存在和潜在的影响力，使我所描述的社会性概念更为有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