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认识她的研究的实践性意义以及她向研究文化的社会学家发起的挑战过程中，我真的很吃惊地发现，她的关于话语实践的论述，和传统的符号互动理论以及社会现实的构造的方法论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中，戈夫曼（Goffman 1959）与巴特勒（Butler 1995，1990）一样，利用表演概念架构去把握人们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向他人展现自己的行动的种种方式，在此，人们毫无疑问地是通过角色定义和规范恰当性的话语而在社会中被定位的。戈夫曼并不和巴特勒一样真正地关心权力问题，也不像她那样致力于认同或认同政治概念的解构，但他的确关心社会互动的非决定性，这种非决定论恰恰来自于规范性秩序的脱节。即使是发生于规范性规则重复中的行动也是巴特勒和戈夫曼所关心的问题。但与巴特勒不同，戈夫曼在阐述他的表演观念时使用了内在性语言。他谈到了自我表现中的前台和后台这些来自于戏剧理论的术语，体现人们在公开场合表达他们自己的目的、动机和兴趣。在戈夫曼眼中，表演中存在着某种理解，即思维和反思的内部过程，这种反思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在表演的规范和期待的范围之内，而且能超越规范和期待的界限，人们认为这种对表演的规范和期待，是在他们置身其中的互动过程之中发挥作用的。戈夫曼所谈的这种理解并不是某种不变的本质性的东西——作为他或她的个性内在于人的东西。相反，戈夫曼充分地意识到表演的变化和可变性，充分地意识到，当人们在不同情境中进行自我表现时，这种表现所具有的多元性质。戈夫曼根本不是把这种理解置于不变的本质中，而是企图明确地说明，自我在面对社会结构及其对适当互动的要求时，是灵活的、有韧性的。事实上，正是戈夫曼不愿意把自我表现这个概念置于一种人们与规范、角色或社会结构的固定或稳定的关系之中，才促进了其他致力于互动论微观社会学传统的学者去思考，在试图说明自我是如何被社会构造的过程中，戈夫曼是否走得太远了。这个问题也是约翰·休伊特（John Hewitt 1989）在《美国人自我的两难境地》（Dilemmas of the American Self）中提出的问题。
我提到戈夫曼的理论，是因为我怀疑，巴特勒和其他后结构主义或文化研究分析人员所使用的表演的观念，能否轻易地游离于戈夫曼所谈到的内心观念。表演的确避免了话语的规范性倾向，也避免了认同的稳定性观念，但我不能肯定它必须，或者应该避免戈夫曼所讲的思维和情感的内部过程。事实上，如果我们说表演能够彻底地分离于社会行动者的内部世界，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当这种表演意味着巴特勒所希望的那种含义时，这么说就更有问题。对巴特勒和那些完全用话语来看待实践的学者而言，正是由于对前话语“主我”的可行性的信仰，才构成了主体性问题。在电视研究中采纳巴特勒的理论或与其相似的理论以后，我们讨论一个人，一个行动者，他具有思维和行动的能力，因此也具有实践的能力，把这样的人看作是独立于话语的，这样的讨论将是困难的。但我不能肯定巴特勒对本质论的批评是否切合戈夫曼的情况。由于这个原因，我也怀疑关于理解的这种观念能否与关于话语、权力和实践的观念结合起来，从而在研究发生于收视文化中的现象的过程中，超越这些概念架构的局限性。
能动性（agency）——不管它是被称作认同、自由的主体性、意义实践、表演还是表演性——既是由话语，也是由社会建构的。话语当然能够创造能动性，甚至是创造能动的可能性，但它却不能创造所有的能动性。巴特勒理论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她的许多关于意义实践的洞察一般是置于假设之中的。她经常这样说，“如果话语被认为如何如何，那么实践就可以被认为如何如何”，等等。这是一种可能性的语言，这意味着，实践并非全部是话语的，超越概念架构是可能的。
福柯（1985，1986）同样认识到实践超越话语的可能性。在《愉悦的功效》（The Use of Pleasure）和《自我的关怀》（The Care of the Self）中，他以自由人在其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种种知识和实践理解，说明了古希腊和希腊—罗马时期的“自我构造”问题。在《愉悦的功效》中，福柯说自我构造的实践不能与希腊社会和文化的宏观话语规则相分离。自我的这种创造是非常个人和私有的人与其自身的关系领域，同时，它也是人们最为公共的道德与伦理行动的组成部分。讨论自我构造的话语，就是讨论私有和公共领域的不可分割性，因为在这个时候，福柯说，在自我构造的过程中，存在着已经存在着的为人所同意的规范性秩序在起作用。
在《自我的关怀》中，福柯转而研究希腊古典时期与后来的西腊—罗马时期自我构造转变情况。在希腊—罗马文化中，由于种种原因，自我构造实践中的公共和私有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了问题，对福柯而言，这意味着个体并不那么多地把握和理解作为行动基础的社会道德与伦理标准问题。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与自我的关系，不再彻底地与各种规范性指导原则融合为一，这种融合在古典时期构成了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希腊—罗马时期，自我构造的实践越来越变得独立于支配性的规范性指导原则，而这种原则在以前却有助于把个体整合进公共生活中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