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话语实践的概念架构，充实了概念之间的重要脱节，解决了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一点人们已经不再争论。但让人们争论的是，在文化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话语实践这个术语是否能够充分地概括电视使用文化的复杂的社会性。首先，这种文化研究的“中心”术语——“实践”、“行动”、“主体性”本身就是对人们真正的所思、所做、所为的抽象说明，是发生在实践名下的具体性指称，只要实践的人是在这种分析中被抽象出来的。因此，就似乎是批判与放弃本质论以及其他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要概念架构的无辜的牺牲品。令人好奇的是，电视使用中那么多的现实与具体内容——转而投向电视而不是其他活动的决策、人们给予他们的电视收视活动的思想与情感形式、他们创造并维持每日使用电视仪式的持续性——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当这些内容被从话语实践的镜头来审视的时候，干脆就没有得到说明。不管使用的术语是什么，不管它们的复杂性程度如何，如果实践的概念不能起码地包括有关实践着的人的观念，特别是一个他的实践并不仅仅总是或早就被建构在话语之中的人，那么研究电视的文化研究分析人员，就永远不可能充分地说明使用的社会性或独特的收视文化现象，这种收视文化缘于文化研究者声称要解释的权力的生产力性。
把话语扎根为实践并不是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没有必要再去区分“话语”、“社会”、或“文化”这些概念；另外，还要解释的是，如果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把“话语”从其他分析或现实的领域中区分开来。就是因为话语被明确地认为能以现实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所以对上述类型解释的需要就显得更为强烈和急迫。但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通常却不向这个方向迈进。相反，他们依然认为，社会和文化过程就是话语实践。而且，他们相信，作为产生实践的地点、场所——由社会建构的，毫无疑问，实践着的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的能力，而关于这些能力的观念，在解释实践或概括行动方面已经不再是太必要的。由于“社会”和“文化”的消失而造成的分析与经验之间的脱节现象，由无数术语中的这个或那个来解决，这些术语包括：抵抗性实践、对立性实践、侵犯性实践、诠释实践、编译性实践；表演、实践的表演、表演性、灵活性；游牧实践或游牧主体性；或更简单的，如行动、主体性、或干脆就是实践。在任何情况下，自我建构、社会性以及文化构成的动力学机制等问题，依然是被抽象处理的。
我们除了表示同情之外，的确可以发现文化研究的模糊之处，它不仅表现在到底是什么构成了话语实践这种行动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表现在实践、行动和主体性如何在后现代条件下被认识这方面。这就表明了一个事实，电视研究，或说大众媒体研究，以及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争论的领域。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数不胜数的概念上的含糊与差别，这已经成为平常事了。比如，在文化研究的大框架内，它们作为错误的界线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间，它们作为概念上的差别而出现，被转化为所强调的内容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又反过来定义电视、电影或文化研究的某个具体领域的什么方面是有问题的；当分析人员试图命名电视使用或文化实践的那些貌似不那么政治性方面内容的时候，它们也作为脱节、遗漏现象出现在文化研究的论说之中；它们同样也作为文化研究的批判方法和那些更为传统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学派之间的分野而出现。我的意图不是去夸大文化研究实践概念的局限性，或突出界定实践的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别，这么做并不就是为了确立局限性或差别。我认为文化研究所共享的，同样也是我与文化研究所共享的，从长远上看，要比用标签说明局限性和差别重要得多，特别是如果把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那些试图探索权力和实践的传统社会理论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相比较的话，更是如此。但是，当我们质疑，并概括人们与电视的关系的时候，重要的概念上的差别依然存在于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会和自己建立起来的方法之间。我认为这些差别需要讨论、质询和思考，以便为电视使用的批判社会学研究提供足够的经验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