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文化研究中，关于实践的观念特别是话语实践的观念，在媒体研究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分析中，已经成为人们讨论权力和抵制偏爱的方式。通过把话语概念架构和另一个架构即实践联系起来，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支配性地拥有用来批判质疑的最复杂的工具之一。作为一种或许是最明确的取向于以话语为基础的，因此也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架构，“话语实践”指那些社会与文化的过程。我所讲的电视使用的社会性，包括收视活动的非诠释性方面的内容，可以在文化研究中被理解为话语的实践作用。
在话语实践的讨论中，文化研究者是在以一种十分复杂的方式讨论权力和日常生活。话语的确可以来源于种种社会制度，但它不能被归结为制度的作用，包括其意识形态的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它也不能被归结为人们的意识形态视角，话语的权力要比它广泛得多。
对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而言，“实践”这个术语被用来说明它即是一种特殊行动或做事方式，也是真正的做，即活动的落实。在这两种情况下，实践的概念架构把注意力引向活动的展开，引向活动的暂存性，而不管这种活动的内容或关注对象是什么。
因此，讨论话语实践就要同时讨论许多事情。从一个角度看，讨论话语实践和文本一样，就是以一种使其作用的暂存性明确化的方式来讨论话语，这种作用包括它的指导性和组织性及其规范功能。它的权力以及它所产生的抵制与反抗被认为可以展现在构成日常生活的最世俗的思想和行动中。从另一个角度看，讨论话语实践，不像对文本的解读和诠释那样，以一种使人们偏离中心的意义创造活动明确化的方式来讨论实践。就是说，人们创造的意义不能被理解为全部是由他们自己制造的：同时，人们对他们自己的认识，对他人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世界的认识并非出于作为意义创造者的他们自己。相反，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推理能力，以及他们拥有的理解方式与话语不能分离，因为话语总是存在着，它不仅给予意义创造活动以形式，而且给予人们在意义创造经活动背后存在着的意义创造能力的形式。所以，在特殊的文化研究的事物系列中，话语被理解为能建构意义的创造活动，正如意义创造活动总被认为是在话语中建构那样。话语存在于人们之外，但它也在人们之中。
因此，在话语实践的概念架构中，存在着权力的观念；存在着意义的观念；存在着暂存性观念；也存在着运动和变化的可能性的观念。因为实践是在话语中被建构的，因为话语是权力的构成要素，还因为权力是被动态地理解为力量的展现，实践所呈现的具体形式因此在分析上肯定不是固定的，是可以提前知道的。结果，话语实践的概念架构中存在着行动者的观念。
由于使用了这样的概念架构，行动者就走到了文化研究批判分析的前台。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自我可以用统治性话语来建构，而且可以发挥作用，产生话语的“权力效应”，使人们的实践顺应社会生活的主流。但较为一致的理解是，自我同样可以在边缘化的社会位置中，在统治性话语之外被建构起来，使人们的实践能够抵抗、反对、颠覆、侵犯或者推翻统治性话语的规范性权力。这种关于话语实践的思路事实上在文化研究中极有市场，而且在莫利（Morley 1986，1980）、菲斯克（Fiske 1987）、安格（Ang 1985）和普雷斯（Press 1992）的重要著作中得到了体现。
最近，有些文化研究者比其他人更多地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他们在使用话语实践这个架构时，完全放弃了自我观念，或是因为它被认为具有本质论思维的标签，或是因为它的稳定性、一致性和持续性的性质被认为太固定、太静止，不能充分地处理这些分析人员所理解的文化实践的后现代状况，即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在这些论述中，考虑的不是自我的作用，而是主体性的作用。主体性是个更为抽象、更为重要的架构，但它表达了话语实践的行动者观念。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 1987）提到了“自由的主体性”被认为克服了意识形态、话语和自我的决定论，并在此过程中，避免了本质论的标签。在近期的学术中这种观念的变化的确很多。格洛莉娅·安扎尔朵（Gloria Anzaldua 1987）、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 1989）、吉尔斯·德勒兹（1983;Deleuze and Parnet 1987）和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95,1990）等人提供了话语实践非决定论方面非常复杂的论述。这些作者都试图发现话语日常作用的界限、断裂、脱节等现象。正是在这些方面，而不是自我，人们才有可能抵抗和侵犯权力。因此，从人这一角度出发，颠覆性实践就可以得到维持，而不必把这种实践归因于意识的稳定性、思维、自我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被认为先在于或独立于话语的主体性。以这种方式讨论行动者的分析人员都试图思考主客体二元论问题，以便开放、批判地探询权力、意义创造和社会生活的动力学机制，这些领域在传统的文化研究中是存而不论的。这种“主体性的问题化”是话语架构发展到极限的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