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另外的某些时候，人们会拒绝把统治性话语提供的一致性当作他们自己看待事物的意义上一致的方式。按菲斯克与其他文化研究者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不那么传统的社会位置和自我身份成为诠释活动的背景基础。与置身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世界内部的情形相反，人们置身于这种社会世界之外，使用他们自己的常常遭受到官方文化批判的规范框架去解读文本。他们赋予事物意义上的一致性，但不以被统治性的事物体系所期待的方式进行。让我们回到父权话语这个例子上去。菲斯克和其他文化研究者认为，这种文本诠释更多地发生于那些置身于意义创造的父权规范框架之外，接受女性主义、同性恋或双性恋认同的人们中间。在文化研究中，这种置身于电视的情形被理解为对文本的对立性或反霸权解读或诠释。
另外还有某些时候，文化研究者认为人们既置身于电视话语体现的社会世界之中，同时又置身于其外，他们接受某些规范性秩序的原则，同时又拒绝其他某些原则。因为人们通常拥有不止一个社会位置，他们形成并维持不同的自我身份，这都能使他们以不同的、有时是矛盾的方式诠释任何既成的文本。一方面，文化研究告诉我们，统治性话语意义的某些方面可能与人们自我身份当中较为主流的方面发生共振，从而成为人们自己看待事物的意义一致性方式的一部分内容，这种方式与官方文化传统一致。另一方面，统治话语中的其他方面永远不会为人们接受，最起码不以本来面目被接受，因为不那么传统的自我身份会发生作用，并且对所提供的刻画产生一种更有距离感的批判性姿态。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吸收反霸权的话语，形成对文本的替代性解读，或者，他们会把他们的所见所闻视为霸权并维持其批判立场。文化研究分析人员说，在两种情况下，人们都知道电视上刻画的规范和实践的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而且正是这种认识，而不是话语权力，维持了人们批判的但同时又是意义上一致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让我们再次回到父权话语这个例子上来。菲斯克与其他研究文本电视的学者可能会发现，那些刻画，比方说男女之间情感上的亲密性的刻画，以不同的方式赋予男性在互动中的某些微妙的权力，这些刻画被人们一致接纳。分析人员解释说，这是因为主流的性别认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种认同使这种刻画中的霸权能被感知、想像，被理解为自然的和规范的。当节目的场景发生了变化，刻画也发生变化，比方说，变化为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具体表演。在文化研究那里，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收视者，特别是女性收视者，通过吸收不那么传统的（相对官方文化）女性主义自我身份，可能会改变她们的态度，使自己与这种刻画保持距离。在文化研究中，人们既置身于统治话语结构之内，又置身其外的情形，被理解为对文本的协商性解读或诠释。
协商性解读的世界事实上是个相当朦胧的研究领域。尽管“协商性”这个术语具有简明性，构成这类解读的意义动力机制要比文化研究所解释的远远复杂。不同的社会位置、多元化的自我身份、对文本的冲突、矛盾以及模糊的解读等等观念，使文化研究在充分解释内在于电视使用的复杂社会性方面，只能走得这么远。在我的评论中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这种讨论随后即将展开。但在此之前，我想重申解读或诠释这个概念在文本电视分析中的重要性。就是说，解读引入了自我身份的观点，把收视者的自我身份作为产生文本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几乎通过定义我们就可以发现，诠释行动涉及对象即电视的这个或那个话语形式的再建构，即在我们的脑海中把它再创造成为一种概念结构。即使诠释发生于群体脉络之中，情况也是这样。最起码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两点。首先，话语权力的作用现在十分清楚地扎根于意义创造的社会心理过程之中。因此，如果不能具体说明这种过程，对于权力的认识，在收视文化方面结果总是抽象的。第二，通过界定这种诠释行动，提高其在电视研究中的重要性地位，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不管他们知道与否，把意义创造活动中的一致性观念置于其分析方法的中心位置。
文本电视的分析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社会权力的概念化方法，并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了社会权力的经验考察，这是早期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所不具备的。因此，权力现在是扎根于诠释过程之中的。通过使用统治性、对立性和协商性解读这样的语言，文化研究能够界定收视活动独特的政治内容；而且，沿着这条道路，他们能够阐明收视活动的社会方面的内容——本来就是重要的——这些社会内容在建构这种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文化研究的出现，人们在节目中发现的合理性、剧中人物创造的意义、场景、故事、社会位置和自我身份在稳定诠释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人们同电视的规范化权力保持距离时使用的策略、以及电视是否关于休闲和消费活动的宏观话语规则的构成部分——所有这类过程由于文化研究的出现，现在都在政治上被理解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