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电视权力有许多方式，这取决于研究人员想要讨论的是权力的哪一个方面。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作为文化客体的电视之复杂性的证据。文化研究的许多早期工作将注意力集中在电视的霸权作用方面，这种霸权表现在电视能够在体现有权者利益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力过程中，将有权者的物质利益模糊化、自然化。电视被认为向人们提供片面的、高度选择性的社会现实。在这种事实的体系中，电视的限制性权力就成为分析的焦点：电视被理解为能限制人们观点和图像的获得，而且，它被理解为能限制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以便反映和再生产官方文化的规范和传在较近的学术中，话语这个概念架构已占据中心位置。在文化研究的这个看法中，权力不再被视为对意义的限制或对社会现实的隐瞒，而是被视为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规范化过程：它繁殖意义，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文化实践的新领域和新形式。正是通过指导和组织日常生活的意义，话语的规则才构成了电视文化的本质。
如在《留点空间给电视》（Make Room for Television）中，林恩·斯皮吉尔（Lynn Spigel 1992）通过考察诸如《理家、生活和景观》（Good Housekeeping ,Life ,Look）、《哈伯市场》（Harper’s Bazaar）等流行杂志（当然还有各种报纸和商业出版物）中对社会生活的描述，讨论了战后美国电视话语权的形成过程。她所分析的档案文件，如果说不是由企业团体设计和生产的，也受到其他职业人员如新闻人士、作家和文化批评家的影响，这些人与公司雇员一样，置身于电视（或收音机）使用的日常生活世界之外。在高频率的商品出现的次数中，在广告的叫卖中以及那些与之相伴的图像中，她发现了推动消费这一主题在不断重复：家务劳动或闲暇活动的平凡内容以商品化的形式体现出来；消费行为被提高到是使用生活少有问题和麻烦的途径的高度；极大的舒适与方便被认为是消费活动的可能结果；消费被视为一种令人渴望的生活方式，它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
对斯皮吉尔而言，这些主题都是话语，也是拉比诺夫和德雷福斯（Rabinow and Dreyfus 1983）所称的官方文化“意义重大的语言行动”。它们是电视中存在的规则，以图像和文本的客观形式，使企业资本主义的权力扩大到美国家庭的私有空间中去。这些话语同时作为人们的规范性指导原则发挥作用，它们为人们提供了用以发现其个人意义的框架，并在不断发生着重大变化的社会中确保自己的社会位置。斯皮吉尔说，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资本主义的社会逻辑得到了规范化，这种逻辑成为人们在家庭内部进行的意义创造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这对妇女尤其是这样，因为她们的主要责任，就是要照顾、维持和再生产家庭生活。
斯皮吉尔同样说明了对这种规范权力的抵抗情况。在相同的那些杂志、报纸和期刊上，她发现了文化批评家、知识分子和家庭主妇的声音，而且发现，观众有时并不赞同居统治地位的与家庭话语有关电视的观点。在这些对立的话语中，由于电视的到来而引导的的好处与舒适、方便、不可思议和奇迹般的变化效应等等，都遭到质疑。取而代之的是以各种方式对空洞与虚枉的认识，甚至是对广告商及制造商，包括他们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关于电视所发表的言论的认识。与统治性话语相比，对立性话语产生了不同的更为具体的知识类型。
另一种相似的观点是由塞西莉亚·蒂奇（Cecilia Ticht 1991）在《电子家庭》（Electronic Hearth）中提出的。蒂奇试图理解美国社会中电视的意义，她分析了各种文本，包括那些出现在流行出版物，市场营销与广告界中的商业出版物，反映知识分子观点的期刊，发行于学术圈内的学术期刊，以及大众文化出版物上的文本。和斯皮吉尔一样，她发现人们谈论电视时总会出现某些规则和重复。这些规则与重复就是电视话语，它们是多元的，重叠的，有时相互之间也是冲突的。在这些话语中最突出的是这样的话语，把电视当作技术进行的仪器来庆祝的话语，把它作为消费品而赞美它带来的舒适与方便的话语，还有把它作为蚕食、侵占传统文化制度和实践的东西因而对电视具有无限恐惧的话语。
在蒂奇的眼中，统治性电视话语是科学、技术、企业市场，特别是消费主义等社会逻辑的扩张和进一步发挥，但它们会采取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方式，与此同时，这些话语被认为能给人们带来规范性意义。和语言一样，它们能够以微妙的貌似无关紧要的方式指导、组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思想、体验和行动，赋予其意义，并与其他话语权保持协调。但是，蒂奇也意识到电视的这种话语形式不会在服务于权力的过程中单向、明确地发挥作用。和斯皮吉尔一样，她发现了文化批判及学术作品中的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对任何简单接受电视统治性话语的行为都进行了挑战、反对和抵制。通过这种方式，关于电视的恐惧和不安就成其话语形式的一个有效部分，对电视的经济、政治、技术、社会和文化进步的批判观点就与人们设想的它的规范性作用获得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斯皮吉尔和蒂奇的论述在文化研究的领域内解释了思考电视的流行方法。对这些分析家及其他与她们一样的研究人员而言，“话语”（及其相关术语）这个概念架构表明了独特的值得分析的权力的作用。话语指关于电视的社会言说，它是命名维持于文化中的重要言说行动的一种方式，即使这些行动经历了改变和变迁。话语不能轻易地或精确地在结构上等同于制度和电视，或等同于人们的信仰和实践。话语也不是意识形态，它并不仅仅来源于以群体为基础的实践，也不能仅仅或惟一地等同于群体或阶级利益的表现。话语比所有上述内容的总和还要多，或根本就是另一种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