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文化研究的著作——不管是早期理查德·霍迦特（Richard Hoggart 1966）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1975）的偏好/解码的模型，威利斯（Willis 1978，1977）或麦克罗比（McRobbie 1991）的人种史研究，莫利的电视研究（Morley 1994,1986,1980），还是菲斯克（Fiske 1987）对霸权模型的修正研究——对任何想认真思考电视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研究人员与我介绍的社会理论家与社会科学家都不同，他们对电视提出了更具体——也更困难的问题：社会权力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在实践意义上霸权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知道人们何时接受统治性话语，何时又不接受这种话语？屈服于权力或抵制它的影响事实上到底是怎么回事？起初，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直接质问电视权力是如何真正地与电视收视者的体验相一致。这样，在考察和理论概括过程中，就有可能更加充分地思考来源于收视活动的使用的社会性和文化问题。
我支持文化研究的批判方案。我也想了解电视权力，特别是作为商业媒体的电视权力如何构造与影响人们的所思所为。同样，我也想知道，当人们赋予与电视相处的体验以意义的时候，电视如何为他们提供了想象的可能性。与文化研究分析人员一样，我想知道电视所展示的世界是如何在人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被铭记在心的。我想知道电视如何是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体验和行动的各个角落的。我想知道电视权力在此过程中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想了解在人们日常使用中产生的种种抵抗与反对电视权力的形式。
文化研究向媒体研究增添了力量和提供了进步动力，但在考证构成电视使用文化的复杂的社会动力因素方面，它仍显不足。研究收视活动的文化研究分析人员所使用的社会权力概念架构主要集中在节目的话语符号体系，话语符号在此是指意识形态、文本或话语本身。但对视觉图像的美学内容以及节目的商业形式这种独特的符号，却缺乏足够的关心。缺乏的还有对所有这些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符号与节目话语之间关系的研究。同样，文化研究也不试图理解这种对象，即电视的符号复杂性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社会性。在观众这一面，人们使用许多概念架构来确定有意义的活动：如文本诠释、解读策略、社会位置、自我身份的作用、话语实践，等等。尽管称呼不同，绝大多数分析人员止步于诠释过程阶段，通过区分人们赋予文本的统治性、协商性和对立性意义，解构文本的权力。所有的这些概念架构都内在地具有社会性观念，但这种观念却从来没有成为权力或使用分析的明确内容。重要的是，电视使用的社会性不能通过这些概念架构传达出来，不管单个地或综合地使用这些架构。在分析中被遗漏的还有不同收视关系中的内部状况，即横跨全部节目符号的自我（self）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也是自我形成的模式，发生于诠释和自我身份位置，以及媒体使用的仪式性方面之间，这些仪式性方面的内容既包括文本解读，又在文本解读之外。因此，可以说在文化研究中遗漏的是范围广泛的不同的社会性，正是这种社会性构成了权力与抵抗的动力因素，这种权力与抵抗是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所设想的，但事实上的权力与抵抗要比他们想象得更为复杂。
在本章剩余的篇幅中，我将使用一系列概念架构来阐述我对文化研究的批判。关注、小心谨慎的情感参与、符号、自我、自我形成、收视关系、收视实践、仪式、意义创造，当然还有社会性和收视文化，所有这些概念架构都是我们话语中关键的术语，这种话语试图以文化研究所没有的方式说明人们与电视的关系。我将依次讨论“话语”、“文本”和“话语实践”这些概念架构，确定在文化研究的媒体权力和使用的论述中它们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