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在近来有关电视的思考中显得十分突出。一开始的时候，它被认为是受英格兰伯明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而不断壮大的学术团体，但今天文化研究已被视为文化研究中最复杂的批判研究方法。它集中研究不同社会环境中，即当代和历史的环境中的文化实践和权力问题。分析人员关注权力如何指导和组织日常生活的哪怕是最庸俗的领域；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试图揭示人们如何考虑权力问题，如何抵抗它的规范性影响。过去，文化研究包括了不同学科的范围广泛的研究工作，并通过这种方式，确定和讨论作为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话语的和文化的社会权力的运作机制。在其整个简短的历史中，文化研究在内容上的兴趣和政治上的考虑发生了变化，反映了随其同时发生的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论、女性主义以及近来的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持续影响。结果，文化研究最初对资本主义和以阶级为基础的自我身份（identities）与文化实践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大了，它包括了标志发达工业化社会特征的父权权力关系和种族划分的研究，也包括后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研究。最起码可以说，对权力、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其感兴趣的内容和用以研究的方法上的多样性，证实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所有这些都使文化研究成为一种重要的创新式的研究。
把文化研究设想成为一种单一的范式是最困难的，因为它的起源本身就是跨学科的，而且分析人员必须选择的文化现象也是十分宽泛的。但是在构成文化研究的工作中还是存在着共同的主题。首先是这样的观点，即文化对象和意义是“定位的”（Hall 1980）。这种定位性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我们能够发现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社会差别，因此它们在拥有社会权力以及维护社会权力的能力上也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上，当然也表现在文化上。在关于群体、以群体为基础的实践、群体利益和意识形态这种观念之外，许多文化研究的支持者同样把意义看作是在话语上被定位的。因此，话语权就成为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主题。话语被理解为能起规范作用，使它能以价值甚至是意识形态所有能企及的方式指导、组织和管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在此过程，话语被认为具有相对的自治性：就是说，话语虽然与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和政策、经济运用有联系，但它却在同时在社会生活中建构了独特的语言领域，这种语言领域从基本上极有权力，而且十分醒目。
在文化研究中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文化研究认为大众媒体在精英的制度、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权力和特权的再生产力过程中是至为重要的。处于媒体研究核心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媒体的各种表达形式是极有权力的。文化研究确定了广泛存在于媒体图像中的统治性意识形态，有时甚至考察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随着对话语分析工具的日益依赖，文化研究为媒体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用以说明意识形态统一性背后的规范影响的多样性问题。但在文化研究中，区分意识形态的客观权力和它在人们与媒体的实际际遇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对当代文化的批判性理解同样重要。分析家们相信编码过程可以赋予文本以特定的偏好意义，但他们同样相信这种意义并不是惟一可以发现的意义。诠释被认为是传播和文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事实上，对文本的诠释被认为是变化极大的，因为使用媒体的人在社会结构中拥有不同的位置，从而产生不同的物质利益和社会身份，而这又导致不同的但却长久的诠释策略。因为这种位置被认为在权力上是等级性的，在某种情况下，文本诠释也可以呈现出与官方文化所偏好的编码不同的样态。
文化研究确定了媒体如何给予某些意识形态和话语以特权，同样重要的是，它也确定了社会位置如何给予某些文本的解释以特权，所有这些都阐明了文化实践的统治性、协商性以及对立性意义是由什么建构起来的。在此过程中，文化研究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大众传媒不是单向发挥作用的，或能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一种完全、持久的权力，出现于媒体合作过程中的抵抗性、对立性以及越轨性意义被认为是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Lembo and Tucker 1990）。尽管分析的是权力，但文化研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为了论证人们的社会位置、他们的自我身份和诠释策略，与文化抵制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作为一种方法，文化研究坚持质疑媒体权力如何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结果，不但文化本身被理解为政治的，而且它的“政治性”必须以新的方式来思考、讨论，并进行考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