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默顿写作的年代，有限效应范式为美国传媒研究设定了参考框架。出于内容和方法两方面的原因，这种范式并不适用于社会权力或媒体使用的社会性研究。取而代之地，社会科学家转向研究“传播”过程，或更精确地说，研究“诱导性传播”。从一开始，当分析家们试图获得有关谁对谁说了什么、在哪个频道、有什么效应等方面的数据时，他们想当然地推开、忽视或排除了那些影响和构造这种传播过程的社会学现实。所以，有限效应研究者把产业资本主义的机制视为某种第二自然性质的东西。私有财产、市场机制、利润动机等被当作文化中既成的东西而接受；很少，如果有的话，它们会被这些分析家看作是有问题的，从而批判地对待它们。同样，对大众传媒和大众社会影响极大的技术革新被视为某种进步，是启蒙传统的继续。在大众传媒的结构和功能方面，指导传媒机构决策的规范架构，被实践者和分析家们视为理所当然。所以，精英和大众之间在传播过程中的等级划分也被视为理所当然。传播者是传播过程中有利益取向的参与者，他们与被诱导的大众一样具有倾向性，他们所投身的是一种人际传播的持续过程，一般来说他们工作于群体环境和企业世界的制度性结构之中，所有这些内容往往在早期研究中就被排除了。事实上，约瑟夫·克拉帕尔（Joseph Klapper 1960）在其对前电视年代有限效应研究的综合性评论中，较为深刻地论述了作为传播过程中媒介因素的大众传媒的商业性质；企业资本主义在社会科学模式中就好像能够与传播者在大众媒体中的所作所为分离开来似的。意识形态权力集中于某些社会群体，精英应该被赋予合法性，让他们指导公共舆论，影响大众行为，这样的事实在有限效应研究中从未被质问过。而且，对他们而言，接受流行的西方父权制、种族关系和民族国家等等社会逻辑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其结果是，统治性意识形态在传媒机构的日常运作中得以再生产，民主理念及其美国生活方式在海外的繁殖等问题从未就没有被认真的对待过。实际上，在有限效应研究中，它们从未遇到任何挑战。被排除了的事实上是最需要作出解释的，这包括精英权力、它在传播过程中呈现的意识形态形式、市场因素在影响传播者的“传播”内容和方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等等。
事实上，吉特林（1978）早就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研究及其研究者本身就是置身于由精英控制机构中，而且依赖于这些机构的资金及财政支持，所以这种对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的研究常常是不切实际的，更不用说对这些社会条件和过程有何批判了。研究的内容因此更多地集中于当下的、能够界定的东西：诱导性传播。在科学主义模式中，诱导性权力的运作必须操作性地定义，以便获得数据，这些数据与假设的效应或是一致，或是不相符合。
这导致了现在为人熟知的策略，用于测量信息、对信息的反应、当下的效果以及稍后的中介变量。作为一种信息，或更一般地说，作为内容模式，大众传媒体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变量，区别于媒体运行于其中的、由其他变量构成的制度发源地，如公司、学校、家庭，等等。使用者反应的情况也是如此。媒体使用的社会体验被分解为具体的变量要素，主要是观点、态度和行为。变量分析的逻辑迅速扩大到对大量的社会心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学的变量的定义和测量上，这些变量传导、影响并且构造传媒反应和效应。正是这些结构及其指标成为经验研究所偏爱的领域。对诱导现象的抽象与对变量效应的抽象一同发展，全部的这些方法论操作一起产生了一种合适的研究对象，而实际上，这种对象存在于广泛、深刻、复杂的大众传媒的运作过程之外。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分析的不同阶段；而实际上在概念化和测量过程中，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割的。
然而，有限效应研究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有关诱导权力及其受众对它的反应的事实。在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中，对媒体图像结构、模式及其连续性不同状况的详细分析，与观众的观点、态度以及行动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对照，提供了一系列的传播过程中的快照式说明。在这种稳定的研究系列中得到了变量分析发现，使有限效应研究成为那个时代科学范式的典范。由于在其他领域中科学家们得到了相似的发现，有限效应研究可以说既受有关人类行为的知识进步的影响，又对这种知识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发现包括：动机和态度的变化；个体对行为改变敏感性的差异；能证实作为学习过程中关键因素的选择性注意力、知觉和记忆等存在的数据；有关社会位置可变性的知识——年龄、阶级、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教育水平，等等——与媒体图像的展示、选择及其反应相关；人际互动、群体归属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都能调解传播效应。到20世纪40年代，所有的这些——个体差异，社会位置和可变性，人际互动和群体动力论——就已经成为对大众传媒进行科学思考的整体内容的组成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