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在研究生院接触到批判理论以后，我才把电视权力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看待。特别是在阿多尔诺（1957; Adorno and Horkheimer,1972）的著作中我直接面对一种意义重大、精心推出的观点，把包括电视的大众文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形式。对于一个承认一生都喜欢看电视的收视者而言，接受这样的观点必然导致冲突。我继续阅读批判理论，甚至其中的某些局限变得清晰的时候，包括它重视上层文化而忽视像爵士乐等美国大众文化传统的复杂性，我依然欣赏这种理论的分析力。我对自己和他人过去或现在的收视实践的质问一刻也没有停息，因为阿多尔诺、马尔库塞（Marcuse，1964）以及其他的批判理论家已经成为我永远的最具挑战性的批评家。我曾经反复询问自己，我收看电视到底意味着什么？电视是否以他们所说的方式统治着我？如果说我并不由意识形态，或电视的标准化力量统治着，这又意味着什么？我如何才能知道是我还是电视真正控制着我的收视行为？我作出判断的根据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去理解电视收视的一般意义？
当我刚开始问这些问题时，我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批判理论对我而言是如此地具有挑战性，但当我读的越多，我就越认识到，电视收视要比我和批判理论家们的想象复杂得多。在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 1983）、爱德华·谢尔斯（Edward Shils 1969） 和吉尔伯特·塞尔兹（Gilbert Seldes 1957）——美国大众文化批评家——的著作中有某些思想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是一致的，但其他的理论家却证明了在电视和电视收视中，或更一般地说，在流行艺术的接受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民主倾向。他们认为在大众文化中发挥作用的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统治，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我日后对电视收视的反思。
比方说，我意识到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我自己的个人生活略微有点但并不那么显著地政治化了，这部分的是由于电视。越南战争中的屠杀和政治阴谋，人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游行示威，警察对静坐、游行和示威活动的经常性的暴力反应，我们在滚石乐中发现的对规范性秩序的抒情的、韵律化的挑战——所有这些都能在电视上看到并进入我的生活。电视为我以及和我一样的收视者提供了一种途径，去观察和思考我们在学校和家里不能接触到的事件，而学校和家庭是我们用时最多的两个地方。即便对这些冲突和紧张的描述常常是轻描淡写的，以便，最起码可以说，弱化其政治性，但是它们就在电视上，而当权者以及媒体的看门人宁愿它们不曾发生过。
另外，大型娱乐节目的编写、导演以及表演可以让人批判性地思考现时代种种问题。“东边西边”（Eastside/Westside）、“昏暗地带” （The Twilight Zone）、“外部限制”（The Outer Limits） “全都在家里”（All in the Family）等节目中描绘的故事和人物，常常为我们观察旧事物提供了崭新视角，或提供给我们那些与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提到这些事情，是想说明，当我们讨论电视收视时，发挥作用的远远不止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统治。令人好奇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批判理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攻读学位的艰苦日子里，我更深入地投身于收看电视到底意味着什么的研究。不久我就认识到，在我研究中要讨论的，是在学术上理解人们的命运，这些人有没有能力在一个由法人统治的文化中为他们自己设想、按其意志行动，因为那些公司正日益控制着思想和图像的生产和分配，不仅在电视上，而且在广播、电影、报纸和杂志上。随着我研究的推进，我发现那些关于电视影响力的论述依然与更具经验性的、关于收视意义的真理性宣称相对立，这些经验性宣称来自于我本人及他人的日常电视体验。因此，在我的思想中关于权力问题形成了一种分裂，这种分裂并不那么容易就能消除、解决或架构起来。
文化研究阐述了危若累卵的分裂问题，当我进入文化研究，在我的思想中有一种策略性目的，即进一步发展霍尔（Hall 1975，1980；Hau et al.1980）、霍迦特（Hoggart，1966）、麦克罗比（McRobbie 1991）、莫利（Morley 1986，1980）、汤普森（Thompson 1966）、威廉斯（Williams 1983，1982，1974）、威利斯（Willis 1978，1977a）及其他人的思想。尽管下述概念新近提供了具体内容，如编码、解码，话语和文本，解读行动，统治、对立和协商性诠释，实践，等等，我还是发现许多关于电视的文化研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依然保留了其抽象性，它离我的电视使用的真实现实依然有一步之遥。当我面对后现代主义权力与抵抗的论说及后现代理论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当我广泛地阅读德勒兹（Deleuze 1983；Deleuze and Parnet 1987）、福柯（Foucault 1980，1970）和拉康（Lacan 1977，1968）的著作时，我马上就认识到权力运作的微妙性与主体性解释的复杂性，这些都使我关于电视使用的思索变得高度复杂。在意识形态统治这一方面，我开始发现，在建构电视影响力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多维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话语。同样，在意识与行动这一方面，在形成抵抗的过程中也同时存在着多维的相互矛盾的自我与主体性。
但是，即便具备了对话语与主体性方面多维性现象的认识，使用电视的人们对我而言依然是模糊的。不仅如此，而且，正是后现代主义企图证明主体性的社会建构性质，模糊了我的视线而不能进一步了解电视收视者。我感到困惑的是，后现代把主体视为以种种方式社会的定位的，视主体为或被淹没于话语权影响，或抵抗话语权的统治，人们分裂于话语的对立中，但后现代却没有真正提及主体的思想和情感的复杂性。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在心理分析和符号互动论中提出的符号化及自我建构观念，或是被庸俗化为关于社会地位、自我及解读策略等政治化观念，或是由于有关实践及主体性的抽象观念的缘由干脆被忽略了。我的确赞同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本质主义论述，但当这些理论试图解释构成收视文化的许多具体状况和实践行动时，我也的确发现了它们的种种不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