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关于电视的研究中，我最想做的，形象地说，是进入人们的头脑，以便确定人们在使用媒体的过程中形成的思维自觉性，并且进一步理解这种思维自觉性在电视使用文化中的仪式性意义（ritual significance）。在此过程中,我试图更好地理解电视及其日常节目所富含的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影响和形成人们的思维自觉性过程中发挥的结构性作用。我试图了解电视收视如何真正地成为人们日常的习惯性实践，并且了解参与这种实践与使用其他媒介相比，从长远看对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的研究持续了多年，在此过程中我进行过深度访谈，和人一同收看电视，完成访谈日志，并随机地与上班的、赋闲在家的以及其他的人进行交谈。我发现我所研究的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天都连续不断地收看电视。他们说，看电视已经成为他们工作之余用来放松和娱乐的主要方式。
我所谓的“连续不断”地收看电视是我熟悉的一个领域。同与我谈话、一同收看电视的人们一样，我也是由电视伴着长大的，而且，与大部分人一样，当我在家时，电视机通常是开着的。在我家里，看电视或让电视开着并不需要解释；对于我一批批的青少年朋友们情况也是这样。事实上，对于20世纪60年代无数居住于纽约大都会区小城镇上的那些中低阶层的人们而言，看电视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
我、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我的朋友的家人都喜欢看电视，我们常常沉湎于电视带给我们的愉悦之中。电视带给我们朱迪·嘉兰（Judy Garland,1922—1969,美国50—60年代歌星、影星）和鲍勃·霍普（Bob Hope, 1903年出生于英格兰，美国喜剧演员）；带给我们卡特莱特和巴克利家族（The Cartwrights and The Barkleys,美国历史上显赫家族，分别在电视剧Wagon Train即《马车队》和Big Valley即《大峡谷》中有描述）。电视使我们了解马特·迪龙、基蒂和切斯特（Matt Dillon、Kitty and Chester,1952年首次上演的美国广播、电视剧Gunsmoke即《烟枪》中的三位主要演员），它使我们如此地熟悉那些家庭，如克利弗家、纳尔逊家、里卡多家和里德家（the Cleavers,the Nelsons,the Ricardos and the Reeds, 皆为美国传说中的家庭）；电视也使我们知道了埃德·萨利文（Ed Sullivan，美国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让我们认识了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名人乐队（The Who，美国费城摇滚乐队）和野兽乐队（The Animals，美国摇滚乐队，与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合称“圣三一”），以及数不胜数的已然消失于岁月中的英国乐队。电视同样也使我们欣赏到美国乐坛（American Bandstand， 1952年成立于美国费城的摇滚乐队）和灵魂列车（Soul Train，黑人版的“美国乐坛”）的演出，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斯莫基·鲁滨逊（Smokey Robinson， 60年代成立于美国底特律的乐队。初名“奇迹”， 1965年改称现名）、四大天王（The Four Tops， 1956年成立于底特律的美国乐队）、诱惑（The Temptations，20世纪60—70年代底特律的另一支乐队）、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美国黑人歌星，成名于60年代，常上埃德·萨利文节目）以及萨姆和戴夫乐队（Sam and Dave,由Sam Moore和Dave Prate 于1961年成立的美国乐队）表演的节目。电视也带给我们由罗旺和马丁（Rowan and Martin，美国喜剧演员）主演的《哄堂大笑》（Laugh-In,1968年上演的美国喜剧电视连续剧 ）及由“窒息兄弟”主演的《窒息喜剧时光》（The Smothers Brothers Comedy Hour,由Dick Smother 和Tom Smother兄弟主持， 1967年开播）等节目。电视让我们认识了史蒂夫·艾伦（Steve Allen， 50年代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和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与史蒂夫·艾伦先后主持《今晚》节目）及其无数的深夜嘉宾。电视也带给我们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 1916—,美国CBS资深电视记者 ）、亨特利和布林克利（Huntley and Brinkley,美国60年代著名电视记者 ）以及其他的如雷贯耳的新闻记者，使他们成为我们家中的固定一员，告诉我们在美国和世界其它地方正发生着什么；电视带给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流行的体育运动和倍受追捧的体育明星，如米基·曼特尔（Michey Mantel, 1931—,美棒球明星）、威利·梅斯（Willie Mays, 1931—,美黑人棒球明星）、乔·内马斯（Joe Namath, 1943—,美橄榄球明星）、吉姆·布朗（Jim Brown, 1936—,美黑人橄榄球明星）、比尔·罗素（Bill Russell, 1934—,美NBA明星）、杰瑞·韦斯特（Jerry West, 1938—,美NBA明星）、默罕穆德·阿里（Muhammad Ali,美著名拳击运动员）、霍华德·科塞尔（Howard Cosell, 1918—1995,美著名体育评论员），等等，他们仅仅是能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少数的几位体育知名人士而已。电视给我们带来关于民权运动的游行示威活动的消息，给我们带来城市骚乱的消息、越战的消息以及反越战运动的消息。我可以继续数下去，但我对于童年时期电视所扮演的角色的回忆却永远不会枯竭。电视上的所见所闻几乎自动会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或争论不休，或意见一致。对我，以及对生活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和我一样的那些人而言，电视在生活中的意义的确非同凡响。
回顾我的童年，特别是小学及初中时期，我发现除了我们模仿的电视节目和故事，以及我们喜欢或讨厌的电视人物外，收看电视对我及我的家人而言，是一种意义并不那么明确的复杂活动。我最早关于电视的记忆，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与姐姐一起欣赏整个下午播个不停的卡通片和各种电影。我同样也能回忆起那些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夜晚，母亲和继父在那两天晚上通常会外出。尽管有些犹豫，他们还是赋予姐姐“照看”我的责任。当她不是忙着和朋友在电话上聊个不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做些爆玉米花、冰淇淋、蛋糕，或其他什么东西，把电视调到晚间电影频道欣赏电影，如《木乃伊》（The Mummy）、《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和《作法自毙》（Frankenstein）等。即便是现在，我依然能体验到观看这些恐怖电影时的感觉。自姐姐和哥哥离家以后，家里就只有母亲、继父和我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