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几乎所有的新观点一样，计量史学同样也遭到形形色色的批判或抨击，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反事实命题的运用。有人这样说道，历史不会重复，在根本就不曾存在、并且将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假定上做文章，得到的不可能是历史，而是“伪历史”、“虚构史”，至多是“准历史”，由于反事实假定性陈述不可能被事实检验，因此这种研究应该被排除在科学的范围之外。应该说这类批判是言之有理的，但福格尔对此所做的反驳似乎显得更强有力一些：“反事实的假定性陈述是历史学家论述中的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特征”。换言之，当人们对某一事件、某项政策、某个人物或某种制度安排进行论述和评点时，无论是褒是贬，人们内心深处的潜台词恐怕大都是这样的：“要是那样就太好(糟)了。”从本质上讲这恰恰就是在给出反事实假定。另外，在使理论具有可检验性方面，福格尔应该说是尽了力的。
到目前为止，他也许是在使历史学成为真正意义的科学——其公认的重要共同特征便是“假定—模型—检验”套路——的人中最努力、也可能是最有望成功的一位了。不错，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历史实验室”，但我们可以对模型本身的正确性进行检验和批判。对计量史学的另一批判，是说它“本身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从因果关系上说明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与结构”。换句话说，在历史进程的某一时期，总是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变量，如战争、粮食歉收、股票市场狂热及精神变态等，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加以综合分析，可是它们却被当作次要的东西给丢掉了。与此种批判相关联的，是针对福格尔所使用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当然，你可以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然而历史进程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各种因素不仅永远在变，而且它们之间还总会相互作用。这样看来，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又有多少可信之处呢？平心而论比较静态分析虽不完美，但恐怕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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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尔的主要著作有：
《联邦太平洋铁路》（1960）；
《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计量史文集》（1964）；
《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与恩格尔曼等合著，1971）；
《不公正时代：美国黑奴经济学》（与恩格尔曼等合著，1974）；
《“科学”史学与传统史学》（与埃尔顿合著，1974）；
《通向过去之路》（与埃尔顿合著，198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