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索洛曾听到史翠登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循环周期、可分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奥肯法则的一些惯性现象。在索洛所做的经济成长研究中，和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多马理论中存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何才能调和两者的歧异？我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索洛个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通常的方法加以建构。
索洛认为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下来的就属假设检定的工作了。索洛曾看过许多这样的检定，几乎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否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时，感觉上力道相当不足。毕竟，对一组时间数列的解释，实在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会出现另一篇论文，采用相当不同的函数形式，或修正过的模型。
索洛所主张的是，经济学者不能不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再判定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只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的。
索洛认为经济学是门“忧郁的科学”。一位朋友曾经送给索洛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架直升机洒下的钱（货币理论者最爱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孤岛上（经济学者最爱用的象征），上题“还不及你想像中忧郁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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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的主要著作包括：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
《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1957）；
《增长理论：一个说明》（1969）；
《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1958年与多夫曼和萨缪尔森合著）；
《资本理论与收益率》（1963）；
《美国失业的性质与原因》（1964）；
《增长理论评注》（1969）。
除此之外，索洛还写了大量的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