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8年米德写《计划与价格机制机制》时就有了这些想法（包括收入分配），但是，可能是在《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1964）一书中，他联系到收入分配模型的发展，做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的最重大贡献。实际上，米德把它看做是他最好看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考察了获得与失去收入之间的关系及资本积累的力量，这项工作再度激发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在政策方面，他反对再分配政策，这些政策倾向于减少社会干预的幅度，如高的直接税率，或者排除了对最低限度的产业工人的雇佣，如最低工资法。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论述价格愿望。他还探讨了死亡税和捐献税的再分配的用处。在接下来年的10年中，米德又回到了这一课题，并发表了《不平等的继承》和《公平经济学》等文章。
这项研究的目标更多的是把深奥的经济理论转化为政策制订者易于接受的形式。但是，可能是因为脱离了收入分配，它没有达到像他早期的著作那样的成功。可能是对此的反应，或者是对现实世界状况的反应，他开始更多地从事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宏观问题研究。就失业而言，他沿袭了凯恩斯主义，相信膨胀性财政政策能够被用来扩张货币需求，但这些方法只有与控制通货膨胀政策共同使用时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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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的主要著作有：
《国民收入支出》（与斯东合著，1944）；
《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1951）；
《贸易与福利》第二卷（1955）；
《国际贸易几何学》（1952）；
《关税同盟理论》（1955）；
《通货膨胀的控制》（1958）；
《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理论》（1965）；
《静止经济》（1965）；
《增长经济》（1968）；
《管制经济》（1971）；
《混合经济》（1975）；
《政治经济学原理》（4卷，1965～197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