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中，简·丁伯根作为一个比较严肃的经济学家，他看出了在世界不同国家中财富分配是极不平等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一直从各个方面进行努力，他通过文章、著述和报告，通过会议和各种专家小组的工作，通过在国内外的讲演反复宣传应采取一项国际发展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还十分详尽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应该实施的中期计划，提出了“分段计划法”、“半投入一产出法”，为发展中国家确定“最优的”计划模式和方案。
为了实现他的这些愿望，他先后担任过印度、埃及、土耳其、苏里南、印度尼西亚、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府顾问以及欧洲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的顾问，1966～1974年，他还担任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他对联合国《第二个十年（1971～1980）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形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令简·丁伯根深感失望的是，当他认识到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公正，从而收入的分配也不公正，需要迅速改变时，他作为联合国有影响的顾问所提出的种种建议，却遭到了冷淡的对待，得到采纳的某些建议又被经过重大的修改，弄得面目全非了。他在1975年发表的《收入分配：分析和政策》、1979年发表的《重建国际秩序——向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都一再呼吁要采取适当的国际经济发展政策，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状况。
为了表彰简·丁伯根50多年来在经济计量学方面的贡献，1969年，他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之后，他还曾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主要学术贡献
经济计量学模型
1936年，丁伯根创立了一个具有24个联立方程式的荷兰经济模型。他相信，联立方程是反映大量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水平相互依存关系的最好手段。
丁伯根创建的模型包括与凯恩斯学派相一致的收入形成和消费支出方程式。模型中的消费是一个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并把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作为经济活动总水平的主要因素。他的模型还包括出口与进口，将货币流量分为价格和数量，并将滞后计入一些方程式中。这个早期模型还体现了工资性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个问题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经菲利普斯曲线描绘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丁伯根在评价这个早期及后来的模型时曾经非常谨慎地指出，它们对经济过程的描述从实质上说，并不是纯新古典主义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国际联盟要求丁伯根创建当时各种经济周期理论的经验验证方法。当时，对经济活动的波动有很多解释，但是，对这些解释加以全面论证的可靠方法，一直没有被发明。这个项目的研究成就集中体现在丁伯根于1939年发表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一书中，此书共分两册。在第一册中，集中检验投资活动理论，丁伯根阐述了经验方法并提供了它的应用实例。丁伯根的分析采用了标准的多元回归分析，同时也运用已有方法去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第二册的基本意图是建立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从而说明经济的周期。它是一个包括有48个联立方程的方程组，构成了应用于美国经济的一个完整的宏观模型。丁伯根不是着眼于每个单一的经济阶段，而是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动态模型。他还进行了用于预测的数量分析。
宏观经济模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它却使经济学界发生了革命。近几十年来，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能力尽管还不够可靠，但却越来越得到经济学家、工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的高度评价。在经济计量学领域中，丁伯根对于动态理论方面的贡献和利用统计学对经济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尝试，尤为人所称道。他是最早应用方程式进行动态分析的，这个方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成为一种模式。丁伯根还因创建了说明单个市场周期的“蛛网理论”而受到赞誉。这个理论阐述了价格变化的反应有一年的滞后期，而需求的反应则是即时的。更广为人知的是，丁伯根最早创立了经济计量学模型，它保证了可靠的短期经济预测，并导致多种短期政策的选择，奠定了他的经济计量学理论重要创始人的地位。
经济政策分析
1945年，丁伯根担任了新成立的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在这期间，他专注于经济政策制定的一般理论问题。为了系统地论述经济政策问题，丁伯根将政策变量划分为三类，即目标、数据和工具。他认为，只有工具变量至少与目标变量相等时，政策才会变得富有效率。这个观点成为进行全部政策分析的基本前提，但在当时，政策目标通常是被分开来考虑的。丁伯根把经济政策看做是由许多相关的政策目标组成的，而这些政策目标的实现又依赖于足够数量的政策手段。这是丁伯根的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
丁伯根不是把经济政策看做是一个政策制订者享受绝对决策权力的状况，而是强调了更为复杂化的分散政策制定的状况。他考察了在特殊情况下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相比的优缺点。在分散决策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误解是，决策者往往受到其他决策人行为的影响，也就是类似的寡头状况下的决策方式。
丁伯根明确指出了分析问题和政策研究之间的区别。在分析问题中，政策手段是既定的，经济变量（例如，收入、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取决于有关模型，而政策研究则相反。丁伯根发展了一种“决策模型”，该模型不是一开始就给出一些政策和对其结果加以预测，而是把一些目标（例如，社会接受失业与通货膨胀水平）作为既定的，并推导出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优政策。
丁伯根还发展了一个应用于政策分析的数量框架，并由此提出，最优方式是政策制定分散化与集中化的混合，从原则上讲，分散化是最优的，但是，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又要求更多一些集中决策。丁伯根对缺少超国家决策机构尤为关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因此这样的机构是必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