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获奖者简·丁伯根——经济计量学模式建造者之父
丁伯根建立了一个涉及约50个方程的经济计量系统，并且借助统计分析测定反应系数和“前导及滞后”。他的若干结论引起很大注意，而且仍然是辩论的题目。丁伯根教授在经济计量学方面的先驱著作对以后经济计量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19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贺辞
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
简·丁伯根1903年4月12日生于荷兰海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获得过博士学位的语言学家，执教于海牙的一所中等学校。老丁伯根夫妇十分注意对孩子们的教育，他们为培养和发展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他们鼓励孩子们学习自然科学，用简洁的语言来阐述科学的理论。在他们的四个男孩子中，除了简和尼可拉斯是有名的大学教授外，最小的孩子伦克也是一位动物学教授，但不幸在40岁时便去世了。一家父子有四位先后获得博士学位已属不易，而兄弟二人相继被授予诺贝尔奖则更是难得。
丁伯根的家庭不仅有着浓厚的学术研究传统，而且对社会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这对简·丁伯根的一生有重要影响。他在年轻时代便加入了荷兰社会主义青年协会，尔后又成为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成员。
19岁（1922年）时，丁伯根考入了荷兰莱顿大学，攻读物理学，23岁毕业后，经过三年的努力，于1929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但就在这时，他的志趣已经不在物理学方面，而转到经济学方面了。促使丁伯根有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他对精选学有特殊爱好。即便是在专攻物理学时，他也着重于研究物理学中的数学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最小值问题”为题目。数学是丁伯根由自然科学工作者走向经济学家的桥梁，尽管他的指导教师保罗·埃伦弗斯特鼓励了他做这种转变，但是，没有他本人敢于创新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他的天才也会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
经济计量学之父
简·丁伯根一生都致力于使数理经济学同统计分析结合在一起，为创建经济计量学而坚持不懈。这一点，他同比他稍早一点开始研究的拉格纳·弗里希是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的。比较起来，弗里希所走的是一条学者、专家的道路，他在教学岗位上从事研究和探索，其研究成果仅仅为政府部门提供参考。简·丁伯根从年轻时候起便投身仕途，差不多有30年他一直在荷兰中央政府工作，后期当上了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应该说，他在经济计量学的探索中比弗里希有更好的条件。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他的创造更多地侧重在应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简·丁伯根的探索性工作比他同时代人更细致、更具体。他并非职业官僚，他具有专家、学者的风度，忠于自己师承的经济思想，注重实际，孜孜以求。在个人品德方面也是比较谦逊和不畏艰难的。例如，尽管简·丁伯根是公认的经济计量学创始人之一，曾被誉为“经济计量模式建造者之父”，但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当他已颇有声名之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仍然把这方面重要观点的提出归功于弗里希和另一些瑞典经济学家。
经济天下
刚离开莱顿大学的时候，简·丁伯根曾在荷兰鹿特丹监狱管理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尔后才进入荷兰中央计划局，在那里工作到1945年，断断续续达15年这久。这是他一生研究工作中的奠基阶段。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一开始就担负着经济周期研究小组的领导工作，他信心百倍地在这个领域中创建经济计量学。
1936年，简·丁伯根为荷兰的经济设计了一个由24个联立方程式构成的模式，这个模式成为荷兰经济模式的样板。接着，他又为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设计经济发展模式。其中，他为美国设计的模式竟包括有48个联立方程式。很明显，他在经济研究中对数学的应用比弗里希更进了一步。
这期间，简·丁伯根对经济计量学的贡献，集中收录在他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两卷论文的汇编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的迫切需要，简·丁伯根研究的价值日益被各国所公认。这时，他升为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于荷兰的经济重建工作上。他始终把研究同国家所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随着战后情况的变化，他更加注重于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订，他的目标是要使政策数学化，即为各项政策找到最优的价值目标。简·丁伯根认为，为了达到经济政策上的量的目的，必须采取相应的定量措施，而这种最佳的措施必须通过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办法来制订。1952年出版的《经济政策论》、1954年出版的《经济政策的集中和分散》以及1956年出版的《经济政策：原理和设计》，是他在这个时期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总结，后一本书是他的代表作。简·丁伯根的这些著述，为促进战后荷兰经济的恢复起了较大的作用，并引起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重视。
正是由于这种使经济政策数学化的尝试，简·丁伯根对“发展计划”这个课题日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越发感到繁忙的行政工作成了重负，所以，1955年，他辞去了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的职务，以便有充裕的时间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计划”问题。此后，简·丁伯根回到大学专门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此之前，他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兼任过大学的教师。他在哈佛大学当过一年的客座教授，接着被评选为荷兰经济学学院新设的发展计划讲座的专职教授。1965年以后，这个讲座又增添了“中央计划国家经济学”的内容。同时，在他的领导下，荷兰经济协会成立了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小组。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都在为把经济计量学应用于“发展计划”而努力。可以说，在他的整个科学研究活动中，是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数学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