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没有真理，只有胜利。
——肯·维斯特华盛顿顾问
那种一顿普通的早餐就需要９９７美元的五星级饭店的安静角落里，进行一场有关战争需要牺牲的令人信服的争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卡尔·罗夫正在做这样的尝试。他像侍者那样，穿梭在餐桌之间，端送黄油和咖啡。而此时，在他白宫的房间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这个时候，听众希望罗夫作出说明，在总统处理古巴问题的方式与对待伊拉克问题的意图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当罗夫正试图说服两个质问他的人，说古巴禁运的事件并不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时，他突然停了下来，不再往嘴里塞英国松饼了。在古巴事件中，白宫政府希望耐心等待古巴人民能够自己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权，但是，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耐心。
与古巴这个岛国开展贸易，将会给古巴人民带来经济上的极大帮助。但是，这样也将会激怒布什总统激进的支持者：拥有美国国籍的古巴选民。如果总统不能赢得佛罗里达州的选票，那么他想再次在大选中获得胜利的任务将会变得十分艰巨。而如果不能获得佛罗里达州古巴选民的支持，那么就很难在佛罗里达赢得胜利。所以，罗夫选择了通过对卡斯特罗实施禁运来处理古巴问题的办法，这样一来，就不至于疏远南佛罗里达的古巴人。
但是，他仍然坚持说，这一切与政治无关。
“你不能说在佛罗里达州美国籍的古巴人并不是平等的一部分，对吧？”
“是的，我们就是那么处理的。”罗夫说，“这样处理问题，好比选择了一个光滑的斜面。因为，举个例子来说，当我同四位共和党领导人会谈的时候，我讨论的问题完全是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密苏里州的女国会议员乔·安·艾默森则辩论说，古巴的社会态度之所以有变化，是有政治原因的。由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人对于这种缓和的处理方式持有更开明、更协调的态度，你可以创造一种合法的场合，借助民意调查，通过与人民交谈，与一部分人沟通，采用恰当的办法处理这个事件，你应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提出论断。当然，你也谈到‘让我们把决策建立在什么对我们最有利的基础上，而不是依凭这样的基础：对古巴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政策；对美国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政策。’”
但是，从参加国会会议的会员和古巴流亡人士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罗夫对“与四位共和党领袖的会谈”只做了无关痛痒的描述。那些坚持走强硬路线的古巴流亡人士报道说，罗夫“首先通报了某些共和党国会成员的过激行为，以至于他们最后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走了。” 从罗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对旨在促进与卡斯特罗进行正常贸易的组织，即古巴政策基金会造成了“轻微的威胁”。
这四位共和党人都来自农业州，主要的目的是向古巴推销产品，为他们自己的政治选区里的居民扩大市场。但是，罗夫和白宫很显然与此没有什么关联。
乔治·奈德卡特，这位代表华盛顿农业地区的共和党人，认为罗夫发布的消息并没有得到误解：古巴贸易并不像佛罗里达州的选票那样重要。
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人民并不认为佛罗里达应该制定这项政策，国家政策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
尽管众议院已经投票取消了对于在古巴旅游的禁令和现金支付的限制，但由罗夫担任顾问的白宫政府，却在古巴政策上表现得没有任何弹性。杰夫·弗雷克这位来自亚利桑那州带有保守倾向的共和党代表，对卡斯特罗的批评最为严厉。弗雷克认为，利用美国商业的繁荣来冲击古巴岛，足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但是，在同罗夫会晤了两次后 弗雷克和他的共和党同仁们都说罗夫是“强硬的”。
周六，罗夫在奥斯汀湖边进早餐的时候，再次重申了他和总统的立场：所有一切都必须以强硬原则为基础，这决不是时刻都得小心谨慎的竞选政治。
你看，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正在讨论能够给古巴带来民主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让古巴人民生活在他们的领袖为他们选择的体制之中。
道德也是重新与古巴建立贸易关系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美利坚大学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兼主任詹姆斯·瑟伯，受一家美国政府的代理机构之托，会见古巴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一抵达古巴，便同３１位曾经被卡斯特罗囚禁１５年之久的政治犯进行了会谈。
在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中，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一桩。在地下室里，我和他们讨论了古巴与美国之间进行正常贸易的问题。然后，我带回了禁运声明。他们全都反对禁运，当然，我也反对。
此前，瑟伯也曾主编过一部有关政治咨询的著作，而且对竞选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一回，他认为，美国不与古巴进行贸易的惟一原因，就是国内政治的驱使。
我认为卡斯特罗的确是令人敬畏的，但是古巴人民依然听从于他，也包括那些反对派。在会见的同时，我也约见了其他一些精英，甚至还有立法机构中的某些人士，他们都或直接或间接地认为：倘若古巴再开放一些，那么现有政权就不复存在。开放能够在经济上带来更多的自由。
我们从中可以发现，罗夫的理论与瑟伯的看法并不一致。罗夫在他的古巴政策中拿出了一副道德的面孔，但是内心却承受了政治上的打击。事实上，阻止美国和卡斯特罗开展贸易，已经不再具有经济和政治上的价值。而令人气愤的是，使美国停止和古巴进行贸易的惟一原因，仅仅是南佛罗里达州那些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的要求。如果布什总统撤消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使两国之间的商品和资金能够自由往来，那么他必定会失去南佛罗里达州古巴人的选票。卡尔·罗夫决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如果没有佛罗里达州的那２５张选票，罗夫的顾主，总统小布什先生想要连任是不可能的。在总统竞选的最后几张选票几乎被竞选人平均划分，也就是说在竞选人实力相当的情况下，罗夫是不会愿意为了考虑一项政策而在２００４年的总统角逐中将任何一张选票用来冒险的。这才是卡尔·罗夫的标准。政治第一，而非道德第一。
道德不过是给他的政治套上的一件外衣而已。
同样，道德也是罗夫给总统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使用的一个伪装。古巴必须从国内进行改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基于受苦受难的古巴人民的考虑，这是有现实的基础的。罗夫一直声称，古巴人民有义务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然而，对于伊拉克来说，罗夫却用了另一种不同的标准。他始终期望能发动一场由美国军队和激光制导导弹造就的革命。当然，原因很明显，古巴没有占据世界第二位的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伊拉克却有这样的资源优势；古巴对于以色列这个美国最为亲密的战略伙伴没有任何威胁，伊拉克却有这样的威胁。所以，罗夫所代表的美国政府，根本不会耐心地等待伊拉克国内的人民用自己的方式驱逐萨达姆。
“伊拉克从朝鲜获得了，并自己发展了在这一地区发射武器的能力。这一地区不仅包括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也包括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以及各地油田。”罗夫说，“所有这些地区，目前都处于伊拉克的中程导弹可发射到的范围以内。我们所遇到的是一个邪恶的对手，我们真的遇到了一个邪恶的对手。”
罗夫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很清楚总统究竟需要什么；他也知道美国军队究竟需要什么，同时，他更明白美国究竟需要维护哪些大公司的利益。如果给他的工作下一个精确的定义，那就是：先制造一种政治气候，使上述所有需要都成为公众本身的要求。简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是优秀的，伊拉克是糟糕的；我们热爱自由，他们却不喜欢自由。选民们实在是太忙了，以至于对于他们来说，即便是一个清晰的、可理解的消息，他们也不能更深入地去解读。语言不必太血腥，只要体制能够改变就行。语言不是战争。语言应该简洁而又干净，因为竞选只是一种程序，而不是一场战役。
萨达姆拥有那么多的石油，实在是一件坏事情。
但是，对于罗夫的政治目标来说，萨达姆是个坏人，却是一件好事情。
“有一个这样的人，２０年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积极寻求放射性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罗夫论述道，“我们有非常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如果没有以色列人袭击反应堆，他用几年的时间就能够研制出核武器。当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什么。至少那些知道的人们还没有透露过什么。”
罗夫的看法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萨达姆仍然是布什白宫政府的敌人。他们之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替代品，是因为拉登神出鬼没，难以捉摸。萨达姆正好坐在那里，漂浮在石油的海洋上。他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恶人。但是，萨达姆毕竟可以为当前的政治目的服务。
今年年初，在距离以前说过的饭店不到一英里的地方，罗夫在奥斯汀共和党大会上第一次提出“通过战争治理”的战略建议。
他站起来向两个记者伸出手，那两个记者在过去２０年中曾经专门报道过他和他所顾问的候选人。可以看出，他所表示的友好是真诚的。他对于时间也是非常珍惜的，从一份日历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真是一点空儿都没有，每天的计划都排得满满的，甚至连星期六的早晨也不属于他自己。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新闻界了。最近，他正在编撰一本关于他自己的书，这是罗夫不得不处理的新事情。当然，罗夫的参与，可以产生控制编辑的导向及其影响的作用。就此而言，如果说他还为什么事情担心的话，仔细一想，人们就会发现他最担心的是，他的故事有可能使他自己变成总统的负债，而不是有用的资产。在卡尔身上，这种情况可从来没有发生过。很显然，卡尔也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发生。
由于罗夫还有一长串的重要任务缠身，他离开了饭店。中期选举迫近，总统需要一项授权。在２０００年，他并没有赢得这样的权力。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中的角逐依然很艰难。共和党想要控制国会。他们指望卡尔能够给他们指明一条道路。他也希望能够提出一项战略来改变历史，而这恰恰是卡尔自己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卡尔· 罗夫一直都是一个会运筹帷幄的人。
不过，他也是另一项计划的组成部分。
这一次，显身手的并不是他。“９·１１”恐怖主义袭击为以前被人们认为是激进分子的警察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罗夫为２００２年竞选日制定的策略，就是要为这些新的政策赢得支持。这项计划已经在全球的舞台上实行。如果没有共和党的势力和总统的授权，这项计划会很难得到实施。但是，目前一切顺利。罗夫能够担此重任。他所喜欢的政治，就是把一切都变成一场竞赛。他喜欢一场出色的战斗，一场强硬的比赛，一场角斗。
任何竞赛都不比战争来得有劲。
在白宫的竞选中，罗夫非常明确，他的委托人在选举过程中必须做出基本的保证：他们不能在国外陷入任何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陷阱。布什经常告诉人们，他的政府不会“卷入一个营造国家的过程之中”。至于美国向某一地区派遣军队的问题，布什承诺：“如果没有退兵的策略，我就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然而，美国遭到袭击了，顷刻间，布什总统就在阿富汗开展了营造国家的工作。随后，美国的军力也开始转移到伊拉克，而这时候，已经不再有人提起“退兵的策略”了。因为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退兵的策略。一个新的世界看上去就要形成。而罗夫俨然成了这一创世之举的一件工具。
于是，卡尔·罗夫终于变成了其他人的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会议是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举行的。没有人告诉他们的职员他们究竟在哪里，和什么人在一起。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支持共和党事业的国会中的共和党领袖和党外人士。卡尔·罗夫负责介绍他的２００２年中期选举计划。在选举年里，这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是春天，是一段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好时光。罗夫准备将他的想法告诉共和党领袖，并向他们提供了一个驳斥他的机会。他喜欢这样做。当然，罗夫总觉得他已经胜券在握。
在罗夫的提纲中，他为中期选举提供的策略，是加强社会安全和教育的管理。这样做，意味着在民主党人自己的地盘上和他们竞争，并借助税收和恐怖主义来推动共和党突破最后的界限。总统的这位顾问认为，在社会问题上共和党完全有战胜民主党的优势。所以，这样的主张是不会亏本的，而且，还可以通过减税措施和总统在地区战争中的领导能力等说法，来粉饰这一主张。决定罗夫的基本原则，就是选民们认为共和党在国防和税收方面比民主党做得更出色。如果他们能够取代民主党在社会问题上的优势，那么共和党一定会胜出的。
一位与罗夫的助手有密切联系的与会者说：“当卡尔走进房间，说起他的计划时，整个会场立刻炸锅了。有一半的人支持他的看法，也有一半的人反对他。在这样重大的时刻，一位共和党的院外活动者跳了起来，说：‘我们应该有所调整，我们不能在教育、公共安全、医药等其他屁事上用力太多，这些我们已经都做过了，还是让我们在税收和恐怖主义方面展开竞争吧。他妈的，我们不想再为其他事情操心，我们会死在那些事情上的。’”
顷刻间，罗夫的想法就陷入了窘境。如果卡尔不能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那么总统更大规模的计划，以及切尼和沃尔夫维茨就不知道干什么了。此时，这位对共和党事业一向慷慨大方的代表大企业的院外活动者抗议罗夫作为此次会议的召集者，把时间浪费在了这些毫无意义的争辩上。
这场交锋真可谓火光四射。
“你他妈的仔细考虑过吗？”这位党外人士质问罗夫，“让这些问题去他妈的吧！民主党将会利用这些问题上置我们于死地。这里只有税收、恐怖主义的事情，别的什么都没有。”
罗夫为自己的立场争辩，不过，他也始终告诫自己，说话要文雅和简洁些。也许，他应该坦率地强调，目前战争才是最主要的问题，而不是和选民们拉拢关系。共和党没有必要谈论社会安全和经济问题。当美国发动战争的时候，人民根本不会考虑他们的退休问题。历史让他学会了很多。在战争时期，美国人是靠牺牲来激励的。所以，社会安全问题也不会拿到台面上来讨论。医药和教育也会搁到明天去讨论，根本就不重要。罗夫所听到的说法无疑是对的。只要我们进行战争，选民们是不会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以社会问题为政策取向的政党的投票箱中的。共和党应该进行这场战争，如果经济变得很糟糕，民主党会着手发展经济，罗夫也会让总统开始讨论他的减税政策。这样，民主党就有可能会疯狂地反对减税政策。在年初引起很多争议的演说中，罗夫指出，战争是帮助共和党获得主动的一条最重要的出路。很显然，他已经开始把战争看作是推动整个竞选活动的发动机了。
于是，罗夫听取了这位愤怒的院外活动者所提出的意见，将其变成自己的想法。
自从罗夫在奥斯汀发表迫使总统候选人讨论战争的那次演说以来，他就公然提出了用战争来解决恐怖主义，借此帮助共和党候选人获得竞选的胜利。民主党人则站出来大声反对，要求他们为发动一场为了政治利益的战争而表示道歉，因为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确保共和党在政治斗争中的利益。历史上，美国人都会支持战时的总统，不管他们在国内事务上有多么失败。这样的策略也许非常大胆，用总统执政中期的政治资本来冒险。但是，罗夫抵挡不住运用这一有利条件的诱惑。在２００２年盛夏以前，这一策略就得到了检验。当时，在白宫对面的拉法耶特公园里，就发现过一张电脑磁盘，磁盘中记录有相关的内容。
政治学家认为，罗夫再次改变了游戏规则。
我获得了在拉法耶特公园找到的卡尔·罗夫写的政治宣言，我知道共和党人应该利用战争。他们应该宣扬战争，宣扬总统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这件事情可以这样来理解：我们早就做了细致的准备来筹划这场战争，并佯称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政策上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在选举前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们要在选举中最大限度地增大我们的机会，难道不是这样吗？
政治学学者布鲁斯·布坎南是这样谈起用来做政治陈述的第２０张幻灯片的，这张幻灯片是由罗夫和白宫政治事务部主管肯·梅尔曼组织制作的。幻灯片显示，当共和党工作人员不慎把磁盘遗落在公园里，而磁盘又被人捡到并公之于众的时候，共和党就落入了民主党的手中。第２０张幻灯片的标题是“共和党的策略”，片中罗列了六种在大选中制胜的方法。其中，第一点就是“聚焦战争和经济问题”。而教育不过是一个“有待改进”的部分。幻灯片还显示：战时，总统的巨大声望可能在２００２议会竞争中得到有效的利用。
甚至像布坎南这样不偏不倚的政治观察员，也被这样的政治伎俩吓了一跳。
我想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中，某种程度上也为这样的想法斗争过。但是，我想他们将这个想法合理化的方法是这样的……罗夫将这样的想法合理化了，然后再把后果说给总统听……每一种选择的政治后果他都考虑到了，如果我们做那些能够在政治上帮助我们的事情，而且又不会扰乱我们的大政方针，那么我们就应该放手去做。
所以，罗夫的政策恰到好处：向恐怖主义发动战争，当然那只是一个借口，利用这个纯洁的目的来推进共和党的政治议程。总统有义务讨论恐怖主义和战争，不是吗？那么他向那些在对外战争和国内政治中支持他的政策的候选人寻求帮助，又有什么错误呢？当然没有错。根据罗夫的估计，他的说法并没有被误导。而且，他的另一个计划也是恰当的。
直到反恐怖主义的战争进展受阻。
本·拉登是无形的。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也找不到一个六英尺四英寸高，满脸大胡子的穆斯林。据透露，在拉登身边配备的医疗设备总是叮当作响。在对阿富汗发动攻击后，就连美国最聪明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强盗般的恶人究竟是死是活。
虽然有他的相貌和声音的录像带出现，看上去也是真正的拉登，但他终究是踪迹难寻。本·拉登几乎是无形的，他能偷偷地穿过国界而不被发觉，甚至愚弄了美国的军队和美国的总统。与此同时，自杀性炸弹依然在袭击以色列和美国的同盟，在巴黎的一家夜总会发生的爆炸惨案，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
一切几乎没有一点儿进展。只有少数几个恐怖分子被拘押，而且，这几个还不是他们的领袖。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收集到的可能对美国发动袭击的信号都很令人迷惑。他们先发出警告，然后再撤销，或者再做调整。美国人感到十分不安。没有人能够预料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能够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你怎样同一个你根本看不见的敌人进行战斗呢？总统也许可以宣布一切有所进展，但他根本证明不了这样的进展。公众虽然相信布什，但是对事态发展的趋势却感到失望。于是，不满的情绪在大选将要迫近的时候开始增加了。这是无法制止的情绪，而且对于总统和希望在国会中获得权力的共和党都构成了潜在的危害。
所以，卡尔·罗夫需要发动一场更有效、更简单、更有市场的战争。
每当一个时机出现在罗夫面前的时候，他都知道他应该怎样去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在比较小的范围里，这类事情几乎遍及他的整个职业政治生涯。在德克萨斯州，他帮助推动过一项联邦调查，这项调查使他的委托人里克·佩里当选为农业专员，最后佩里还当上了州长。还有一次，罗夫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发现了窃听器，这对于罗夫的另一个委托人进行德克萨斯州地方长官竞选是有积极意义的，不管窃听器是不是他自己有意放置的。罗夫的政治视野从来都不拘泥于一般人的眼光。
一位多年来密切关注罗夫的政治策略的政治观察家，描述过罗夫用来执行下一步计划的基本原则。
如果我们不对曼哈顿双塔遭袭事件进行报复，情况会怎样？如果总统和罗夫没有遭到这样的报复，情况会怎样？看上去，好像我们不能赢得这场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战争。与其说输了这场战争，不如让我们重新定义这场战争。我们突然发现，那个杀害我们的人，并不是恐怖组织中的那个人，而是罪恶本身。他们可以对任何一个他们想杀害的人实施恐怖活动。无论是戴什勒还是侯塞因。
这一主张与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保罗·沃尔夫维茨提出的计划非常匹配。这项计划的内容，就是用十年的时间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和军事力量，从而确立一种帝国式的国家形态。于是，罗夫向总统提出的政治战略，便转变成为一项美国历史上在范围和原则上都绝无仅有的政策。
万事皆备，只欠一点点的借口和理由了。
而伊拉克，就是一个唾手可得的理由。
虽然上帝始终在保佑着卡尔·罗夫，但他的成功靠的不只是幸运。他训练有素，足智多谋。罗夫不仅熟知和掌握这些政治协议和现代政治手段，而且还能将其提炼出来。通过长期的民意调查和数据分析，他能够探测到可能出现的趋势，检测到在舆论中人口统计学变化的意义，并为了潜在的政治利益而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一般说来，罗夫有能力在政治大河中的第一滴水改变流向之前，就知道整条河流的流程。
但是，当他向总统和内阁证明自己的观点时，他从来都不采取政治手段来实施说服工作。罗夫意识到，如果他所设想的一项计划只与服务国家有关，而没有满足政党和总统的政治野心，那么这项计划就会很不体面。但是，总统有绝对坚定的信心，这个信心建立在他和罗夫很长时间的共同经历的基础上。那就是，当卡尔·罗夫在一次高级职员会议上提出一项特殊政策的时候，就说明他对这项政策的政治影响已经有过深入研究了，而且，这些影响一定是有利的。布什谈到，从他最初竞选德克萨斯州长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不需要民意调查告诉他应该思考些什么了。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做。
他有卡尔·罗夫告诉他应该做些什么，罗夫根据调查，已经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想好了。
如果罗夫推动一项政治变革，那么不言而喻的是，他已经琢磨好了新的情况对于总统、共和党以及保守势力究竟有什么好处。与政治影响相比，考虑这项政策会怎样影响到整个国家，则是次要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罗夫才会让本来主张自由贸易的总统，去征收钢铁关税。
不过，在有关钢铁的政治谋划上，罗夫只承认了一半的事实。
对这一事情的讨论“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这只是罗夫为获得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支持而做的政治考虑，这就是该政策的所有目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当作政策上的考虑。不过，这种考虑意味着：我们希望得到贸易促进权。这可是能够让我们在更广的范围内扩大自由贸易的工具。
只有卡尔·罗夫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政治解决的方法：通过征收进口关税来促进自由贸易。
贸易促进权并不是有争议的钢铁关税的最终结果。微薄的利润决定了国会投票赋予总统与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往来关系的执行权利。对布什和罗夫来说，获胜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获得包括来自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大河流域的钢铁城市、西弗吉尼亚州、以及中西部的部分工业地区的国会成员的支持。但是，除非总统愿意同他们进行贸易，否则这些代表们是不会支持总统的。他们想让钢铁工业的工人们从廉价的进口钢铁中得到保护。
这件事情引起了卡尔更多的关注。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加强总统办公室的权力，将传统上把票投给民主党的工会拉拢到共和党的阵营中来，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中期选举的业绩，也可以增加布什第二期选举的获胜机会。主要方法是保证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取得更多的支持，那里是主要的选票所在。当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全体投票表示：美国钢铁生产者正从进口相对便宜的外国钢铁货物中遭受相当大的危害的时候，这样的机会就来了。
罗夫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这就是政治上的考虑，你必须得到６比０的投票结果。如果你忽略了投票结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你从根本上就等于说：“我们不准备支持已经成文的法律。”还会附带产生一些后果，而其中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失去了自由贸易。
另一个附带的后果，就是罗夫在会谈中尽量回避的话题：即布什将失去在传统上民主党所控制的工业地区中获得政治利益的机会。可是，在此起彼伏的反对浪潮中，要想让布什总统把他保护自由贸易的想法写进竞选誓言中，可真得用些技巧才行。罗夫向总统建议，他必须花些时间让美国钢铁制造商进行改组。因为在这些制造商中，有三分之一正面临破产的威胁。而且，罗夫也提供了证明：通过总统新近从执行办公室获得的贸易促进权，可以重新获得在自由贸易中失去的钢铁进口份额。
在民主党看来，这着实是一种厚颜无耻的伪善，他们大吃一惊。
“这小子用一只手来瓦解民主党。”一个国家政党组织者说，“他分析了我们的资金基础，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摘掉我们最核心的支持者。他使这些支持者相互对立，封闭资金。这样，我们就死掉了。以前，工会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由于某种原因，支持在钢铁关税面前像布什那样的保守派，而现在，他们认为布什是在保护自己的饭碗。”
罗夫让布什在钢铁工业上所做的承诺是合理而乖戾的。罗夫总是依靠一种鲜明的姿态做出整体的设计，或者他会通过一种宣言或典礼，来获取政治上的支持。他分析，公众不会依据细枝末节的后果来作判断，除非很多人觉得那个结果很令人不快。如果总统能够保住钢铁工人的饭碗，得到工会的选票，证明贸易促进权将会提高他们的产业水平，那么选择就很明白了。
安·弗罗里尼是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贸易专家。她在与自由欧洲电台的谈话节目中，暗示有关钢铁关税的国内政治的驱动力，要比人们为自由贸易作出的努力重要得多。
贸易中出现的问题是，损失是集中的，但收益却是分散的。所以，就算我们所有人都不对钢铁支付相对高的价格，也不足以使人们站出来投布什的票。如果工人们失去了工作，工业也像我们的那些大型钢铁企业那样效率低下的话，代价是很明显的。因此，各种各样的代价，确实能够动员人们起来参加选举。
所以，安是对的。
在２００２年秋天的选举竞争中，主要的钢铁生产者都宣布他们要对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提高价格。但是，如果选民没有发觉此事，他们根本就不会为此而责怪总统。汽车制造商一定把提升的钢铁成本转嫁了消费者。新汽车的价格也将会提高。不过，布什总统也可以躲过这种危害。因为汽车消费者仅仅认为汽车制造商在试图提高他们的利润。人们的愤怒将会直接转移到汽车制造商，而不是提高价格的真正原因——总统的钢铁关税。
卡尔·罗夫又一次赢得了胜利。
他创造了一种“托词的政治”。无论是罗夫，还是布什，都因为诡辩没能给选民提供充分的信任，以至于受到了选民们的质问。如果他们担心被揭穿，罗夫就应该减少总统因为被看作伪善和违反竞选誓言而曝光的机会。为补偿这一情况，布什签署了他的教育提案：“不让任何孩子辍学”。我们或许还能回忆起电视竞选的那一刻，总统出现在屏幕上，表明两党之间的和解，在说到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时竭尽全力想改变自己的语调。可是，就当布什提出联邦预算案时，教育基金却被裁减了，因为在布什总统申请的２８０亿美元的额度中，只有２２０亿美元为总统的权限范围。美国需要大笔资金增强军事力量，补给总统减税政策的亏缺。
而孩子们却被忘在脑后了。
当罗夫不得不去构建这样一些蹩脚的联盟时，大家都知道他要么跑开了，要么藏起来了。在布什执政的早期，当他促使总统采取以信仰为基础的行动时，一份备忘录泄漏了罗夫与救世军进行交易的事情。白宫需要一些慈善组织花费时间、筹集金钱，以便让国会知道这个提案拥有广泛的支持。他们把纳税人的钱划给由宗教组织资助的慈善团体。作为最大的慈善团体，救世军被罗夫锁定了，罗夫很想让他们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不过，这些团体却有些犹豫不决。
救世军有一项不雇用同性恋的政策。在为国会准备的议案中，政府资金的流动是有限制的，不能流进那些在性别倾向上歧视某些个人的慈善机构。所以，救世军不可能支持这样的提案，但是，罗夫却需要利用他们的资源赢得胜利。因为作为一个国际化的慈善机构，救世军有能力每月花费上万美元，去游说那些以信仰为基础的行动倡议者。
所以，卡尔做了一桩买卖。
这个泄漏出来的备忘录提到，如果罗夫能够在新的提案中作一个“可靠的承诺”，让这家慈善机构免受歧视，救世军就会同意在公共关系和政治游说上每月花费９万－１１万美元。
当这份备忘录公开发表时，白宫和救世军都拒不承认涉及过任何这样的交易。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易，那么为什么在后来的一段时间以内，白宫声称没有“高级官员”被牵扯进去？不久之后，当救世军寻求免税时，罗夫承认他是与救世军接触的第一个人。随后，布什团队却做出了这样的反应：一位总统的助理代表说，罗夫“不认为他被告知过救世军所要求的任何细节上的事项”，他“没有关于这个事件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交谈”。
救世军的帮助，表明这种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不过是对那些具有保守倾向的人们富于同情心。罗夫的目标，是从有宗教信仰的慈善机构中获得资金，如果这意味着在雇用职员时要像救世军那样将男女同性恋排斥在外，那么他也会就此达成交易。因为你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抱有同情。可是，你却可以始终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富于同情的保守主义与尼克松主义的政治背道而驰。罗夫认识到，布什的微笑和魅力，就好像是包在各种行政政策开出的劣质药品上的糖衣。曾有个民主党人说，在布什“险恶的微笑”背后，是理查德·尼克松的影子，是尼克松政府的一种延伸。尼克松内阁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一定要注意我做了什么，而不是听我说了什么。”在越战和冷战时期，尼克松的顾问认为，在竞选时期，一个措辞强硬的总统能够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而尼克松就是这样一个措辞强硬的人。但是他的管理，尤其是在国内政治的管理上是温和的。
然而，虽然布什的言论是温和的，但他的管理却是极其强硬的。
一位在华盛顿为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供过职的商业和政治顾问认为，罗夫的政策颇具创造性，但也是极其危险的。
罗夫在他的犬儒主义倾向上，以及在操纵爱国主义主题的方面，都颇具尼克松的风格。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布什在很多地方是反对尼克松的。尼克松是一个才华横溢但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人，而布什则生性迟钝，可是，在罗夫的手中，布什却十分驯服。看上去，罗夫倒像是尼克松的继承者：铁石心肠、心狠手辣、狂妄恣肆。但是，罗夫又不完全像尼克松，罗夫懂得怎样去掩饰藏在布什微笑背后的一切。
为了创建共和党的王朝，罗夫所必需的，不仅仅是布什若隐若现的微笑。与此同时，他也不得不运用一些偷盗的策略。倘若罗夫能够从民主党那里抓住一个重要的观念，共和党也完全有能力控制国家政策。比尔·克林顿总统在战略上的政治技巧就与罗夫非常接近，他天生就理解这样的道理：选民不会追求精确的细枝末节，除非政策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克林顿的两届任期内，民主党学会了怎样来发表与他们的选举意见不同的看法。
一位克林顿政府中的人士说过，罗夫拿走了民主党手中的武器，并且用这件武器回击了他们。
事情是这样的：过去我们把票投给自由主义者，但是在新闻自由方面却俨然是一种保守主义者的腔调。至少，我们是这样安排我们的选票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委托人并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更好的方式。但是，卡尔意识到，他完全可以通过运用一些战术，推进保守派的选举进程。共和党人现在选举极端右翼分子。但是，他们自己选区的新闻报道，讲的却是他们如何关心人民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他们从我们这里学习经验，而如今，罗夫又把这些经验用在我们身上。
罗夫组织的每一次活动，都是经过慎重思考过的选择，可以帮助总统显得更加贤明，更加强势，同时，也可以使保守派牢牢守住他们的阵地，推动他们所致力的事业。不仅如此，就像他在德克萨斯的那段日子一样，他会营造出一种能够让一切适时发生的环境。这些步骤都很简单，也非常明确，每一步计划都是为了强化对布什的支持力度，同时扩大保守派的根基。这意味着，如果你不得不通过一个１９００亿美元的农业提案，来获得农场主和地处平原和中西部地区的各个州的民主党派的选票，那么，你就必须这样做。就算自己的政党用长达六年的时间让美国的农场主失去价格上的支持，你的政党中那些高级成员为这样的代价大叫不止，无关紧要，就算这项提案与钢铁关税相比，更强烈地阻碍了自由贸易，也毫不相关。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一种政治的需要。这种需要比政策本身重要得多。另外，立法机构是为大公司，而非家庭农场而设置的。然而，总统也会告诉国家，为了维护家庭农场，他已经做了必要的牺牲。所以，人们也相信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有魅力而且让人喜爱的人。美国人民也愿意信任他们的总统。
卡尔·罗夫当然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设计了另一项计划，一项虽然危险但能够扩大总统声望的计划。如果总统能够执行这个战略，那么共和党将能够在国内问题上打败民主党，使其陷入困境，从而支持总统征税和发动战争。民主党将会毫无战果。共和党人将能够控制白宫和国会，总统也能够获得他在２０００选举时没有获得的授权。
然而，罗夫首先需要出售选举权。这不是一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因为正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是时候了，应该推出一些新的思想了，这可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布什总统和迪克·切尼他们自己一项宏大的计划，即一项应付国外恐怖威胁和稳定中东地区的新草案。当然，这样一种思想，也可以潜在约制几十年来的石油价格和供给。罗夫知道，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提供帮助，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但是，对于反恐怖主义战争，依然有许多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政治上的迷惑。罗夫试图扫清所有这样的迷惑。如果他成功了，总统就能够在中期选举中创造新的历史，整个世界也将知道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了一种新的形式。
布什和切尼实行这一计划的惟一机会，就是伊拉克。
但是，罗夫将军也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伊拉克变成一种解决政治问题的模式，而不是一道政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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