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才能就像灰尘在蝴蝶翅膀上形成的图案一样自然。他和蝴蝶都不知道图案何时被涂上去，何时被洗刷掉。
——欧内斯特·海明威
宫会议往后推迟了，所以布什邀请了两个助手一起吃晚饭。然后，他拿出了雪茄，他们三个人——媒体主管马克·麦金农、政治顾问卡尔·罗夫和总统本人——坐在桌子边交谈着，他们周围弥漫着雪茄特有的温和而卷曲的烟雾。此时距离布什宣誓就职不过短短数月的时间，国家餐厅天花板上的枝型吊灯，把金色的光芒洒在水晶流苏和餐具里剩下的风滚草巧克力以及梨子甜点上。
安德鲁·杰克逊曾经在这个房间里待过，伍德罗·威尔逊、杜鲁门、罗斯福都在这里待过。南北战争时期，亚伯拉罕·林肯曾经将工作重担搬进了这个房间。作为一个非常了解历史的人，罗夫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这是一间充满了权力和历史的房间。
这三个男人坐在那里交谈，他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向了世界舞台上的总统、国王或者是领袖，转向了关于势力和权力的话题。
“让我来向你们展示一下，”布什简捷地说了一句，然后就按了一个按钮。
随即，四个穿白色上衣的服务员出现在他们面前。
“总统先生，您有什么事情要吩咐？”
总统停了一下，然后说道，“哦，给我一杯水。”
那些服务员转身离开了房间。布什面带微笑地看着卡尔，说道，“看见了吧，这就是权力。”
总统和他的幕僚达成了共识——布什要在具体情景中走出一条弧线，而罗夫则按计划行事。如果说布什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要从政的话，那么罗夫几乎是从最初就把自己的着眼点放在了白宫上。布什仿佛是逐步滑向权力的宝座，而罗夫是通过艰苦的工作达成自己的目标的。在许多情形下，他们两个是互相倒转的图像。
布什来自一个政治家庭，并且以不关心政治著称于世。罗夫则正好相反，当布什６０年代在耶鲁当浪子，在一个啤酒工厂当一个和蔼可亲的老板的时候，罗夫正在３０００英里以外的犹他州奥林匹斯中学收集他的辩论卡片。他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如果说布什正沿着一条不稳定的轨道前进的话，那么罗夫却是正中目标。一直以来，罗夫就知道自己想去华盛顿，现在他就在这里了，就坐在国家餐厅里琥珀色的林肯肖像下面，已然是总统的左膀右臂。
“他的世界里没有‘如果’、‘而且’或者‘但是’这样的字眼。那时他就准备着从政。”罗夫的中学同学兰迪·路德劳回忆道，“我们确实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只知道他是一定要去华盛顿的。”
在布什和罗夫长期的合作中，布什曾送给罗夫一张签名的照片，上面写着“送给卡尔· 罗夫，一个有计划的人”，这张照片被罗夫框起来挂在墙上，作为衡量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标准。这就是罗夫的天才所在，他知道人们想要什么，想去哪里。有时候，布什也称呼他“天才男孩”。奥斯汀的一些政治代表们认为他又帅又迷人，这令罗夫欣喜无比。迷人有着“酷”的意味，但这有些滑稽，因为卡尔从来没有“酷”过——不像高中学校的苏格兰佬一样酷，不像大学兄弟会里的成员一样酷，也不像那些衣着光鲜的有钱人一样优雅地在棕榈泉高尔夫球场度过周末，然后顺利地航入共和党政治镀金的边界。
卡尔·罗夫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有一个随时在下三维国际象棋的大脑，他就是这样一个很有计划的参谋，从他记事起，从他还在中学和犹他州立大学时，他就已经被政治迷住了心窍。
在最后的６０天中，卡尔·罗夫风驰电掣般地离开了奥林匹斯中学，准备立刻向四面八方进发，胳膊、双手以及嘴都成为他前进的工具——尤其是他的嘴开始滔滔不绝。罗夫一直在不停地讲话。他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意见，并慷慨地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看法。对越战中麦克纳马拉的诉讼，对新贸易自由主义的缺点，对咖啡馆里的食物以及学校的课表，对脱氧核糖核酸，对于征兵工作或者关于对一例感冒的治愈，他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一个主题都能发表长篇大论。这一天他的主题是，他要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奥林匹斯中学里竞选学生参议院的主席。
他穿过大厅，巡视了一下他和他竞选对手约翰·索伦森的竞选海报。索伦森是比他低一级的班长，是一名摩门教徒。他拥有英俊的外表，很受大家欢迎，对胜利充满信心。罗夫是一流的辩手，他把一个带着角质架眼镜的举止安静的年轻人形象带到了中学舞台上。同学们都记得，罗夫每天都是外套和领带齐备的。根据罗夫自己的解释，他是一个“大书呆子，整天沉浸在书籍中” 。朋友还记得，那时罗夫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奇怪举动。尽管这样，他仍然能够激励自我，终于改变了自己不善社交的天性。
罗夫的同班同学里克·希金斯则认为他有完全的自信。“他从来没有怀疑自己所处的位置，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上帝的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卡尔是个焦点，他校正自己的目标，并非常顽强地去实现它。”
他拥有令人惊叹的智慧。
“他是如此聪慧，像磁铁一样，能够和任何人沟通。”他的同学格伦·哈格里夫斯回忆说。
学生参议院是学生中的管理委员会，它要组织学生论坛、安排集会、讨论学校事务以及通过发展奥林匹斯中学的一些决议。大约有２４个学生组成这个参议院，分别代表了各个年级以及学校里的各种组织。由学生选举出来的主席负责安排日程表以及主持会议。换句话说，这个参议院的主席是决定校园所有事务的核心人物。这就是政治，卡尔·罗夫热爱政治。
所有的候选人都要在集会上正式向大家介绍自己，罗夫早就准备好了这一天。他分析了如何才能取得胜利，并从三个方面加以准备，为之制定了行之有效的计划。他是一个永远有计划的人。
“他一直被目标所引导。”他的中学同学里克·希金斯回忆道。
“他所做的就是按照目标进行准备，并不在意准备好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他永远是准备最为充分的一个。”
罗夫招募了一些核心支持者，也在墙上张贴了自己的海报。在走廊上，在教室里，在餐厅的那一长排餐桌上，他按部就班地争取学生的支持。他飞快地推销自己，并许诺一些重要的事情。整个场面是欢闹的，可以看出他很重视学生选举。
罗夫竞选上的对手索伦森事后才比较清楚地了解这一切。
大家都知道，中学选举主要是声望的竞赛。卡尔非常聪明。他是辩论队的，因此他能够辩论任何事情，最后还都取得辩论的胜利。他能够在天空是蓝色的时候使对手相信天空是黑色的。同样他也能在天空是黑色的时候辩论天空是蓝色的。最后，他成功了。
至于索伦森，他是低年级的班长，有经验的候选人。索伦森是一个有一头浓密头发的瘦高个男子，脸上时刻挂着程式化的微笑——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候选人。竞选人总是要做一些事情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以使他们在选举中投自己一票。
索伦森决定在自己的名字上搞些名堂。
他的名字叫约翰，因此他把一间模拟的厕所搬进了大厅，包裹上他的选举诉求，然后索伦森转过身，假装冲水，伴随着马桶冲水的响声，一个声音在重复着——投约翰一票！投约翰一票！厕纸在他的裤子后摇摆着，他大摇大摆地在体育馆的地上踱步，接受着人群的欢呼。
“所有的人情绪高涨！”他说，“我以为自己稳操胜券。”
然而，随即索伦森就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人把门搬到了商店那里，这样体育馆就有了一个更宽的入口。虽然当时他看不到什么，但他知道是他的对手准备进场了。许多年以后，在共和党接手德克萨斯州之后的一份政治备忘录中，罗夫略述了他取得胜利的原因。他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说：“战争的全部艺术存在于师出有名以及非常完备的防御，剩下的就是速战速决和大胆进攻了。”
这就是罗夫在中学时代的竞选中所做的事情。
突然，卡尔·罗夫开着一辆奔驰敞篷汽车来到了体育馆，前面一边一个漂亮女孩，而罗夫则衣冠整齐地坐在后座上，像游行中的候选人那样挥舞着双手。汽车在体育馆里行进着。他既是候选人又在嘲笑某人的候选人资格。他露齿含笑地挥舞着双手，巨大的角质架眼镜下是充满喜悦的眼神。整个体育馆都沸腾了。
索伦森这时候明白了，自己不可能当选。“显然，人人都能分辨谁将取得胜利，我知道我已然失败了。”
在任何事情上，卡尔·罗夫都希望取得胜利。他就像一个陀螺一样，围绕着一个点在旋转，而现实中这个点就是政治。当他只有九岁的时候，就在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尼克松之间作出选择，最终他选了尼克松。
“我还记得１９６０年的时候，因为我支持尼克松而对面的那个小女孩支持肯尼迪，她追着打我，她比我年长，也比我重，就在人行道上追着打我。”罗夫后来对《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
罗夫的姐姐，雷巴·哈蒙德说，罗夫从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情有独钟。当其他的小孩在自己的墙上贴摇滚明星或者体育明星的海报的时候，罗夫在自己的床头贴了一张海报，上面写道：“觉醒吧，美国！”
雷巴说，他完全被政治吸引了，“他时刻准备着当总统。”
她还告诉记者米利安·罗森，罗夫出色的记忆是以前全家人晚间娱乐的焦点。
“游戏是‘看你是否能够难倒卡尔’。” 雷巴·哈蒙德在一次访谈中说道，这篇访谈发表在《达拉斯观察者报》上。哥哥埃里克看一本书中的一个段落，这本书卡尔是一个星期前看过的。挑战是，卡尔要猜出埃里克故意遗漏的词。
在卡尔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的家经过了几次迁移。爸爸刘易斯是一个矿物地质学者，长期离家工作。很明显，一家人并不快乐。刘易斯和雷巴·伍德·罗夫经常吵架，在卡尔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异了。在卡尔要上中学的时候，整个家——包括两个姐妹，三个兄弟，从内华达搬到了盐湖城。
卡尔·罗夫并不是在盐湖城开始接触政治的，但是就是在这里他开始对政治着魔，尤其是共和党的政治。在这座保守的城市里，政治风景主要由两个建筑物构成——圆顶的州议会大厦和尖顶的摩门教教堂。上帝，教堂，州政府。很难说清楚，它们彼此是哪一个停止，哪一个又开始的。在犹他州，摩门教教堂是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力量，把整个社会分成两个阵营：主流是摩门教教徒，其他少数非摩门教教徒是非主流。
在奥林匹斯中学，摩门教小孩每天都结队穿过街道，去对面的神学院上宗教课程。教堂将神学院建在公立学校的旁边，这样学生们就可以选神学院的课作为选修课程了。一天，摩门教学生排队去神学院，罗夫和其他人待在后面——他们都被摩门教学生称作是异教徒。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并制作了大量的辩论卡片。
最初到奥林匹斯中学的时候，罗夫就知道自己要成为辩论队的一员。辩论是语言和观点的完美结合，而在这两方面，罗夫坚信自己很有天赋。那时候辩论队中的明星队员是高年级的凯斯·罗尔克，后来凯斯成为了一名律师，并在２００２年作为民主党一员成功地竞选成为爱达荷州的司法部长。
罗尔克是辩论俱乐部的主席，也是辩论队的队长。他仿佛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信心，有很强的自制力，也很威严，而罗夫则不是这样——至少不时刻都是如此。
但他很快学会了这样。
最终在这一点上，我也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辩手。他是一个小人物，带着一个像他头一样大的眼镜，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他总是一副高嗓门，在一些事情上还显得稚嫩。但是很显然那时候他是焦点。他打动我的，而且现在依然打动着我的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是一个彻底的共和党人了。在保守的盐湖城，像他那样年纪的人对政治抱有如此的兴趣，这多少会让人觉得奇怪。
罗尔克也注意到了一些事情，那就是罗夫执着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的卡片文件比其他人多两倍。”
辩手通常都把自己准备的论据写在３×５的卡片上，然后把卡片放在鞋盒子或者金属容器中。在奥林匹斯中学没有谁的辩论卡片比罗夫的更出色。如果他的队友有一个装满了卡片的盒子，罗夫则有两个，他会把盒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等到罗夫也是高年级学生的时候，装卡片的盒子已经攒了五到十个了，很是壮观。罗夫认为，如果两到三个盒子就能使对方辩友失去信心的话，那为什么不真正地征服他们呢，为什么不满桌子摆满卡片呢？为什么不成千上百地买一堆卡片，用手推车推来呢？为什么不在辩论开始之前就让对手恐慌呢？
没有人知道事实的真相：所有的那些卡片都是用来迷惑对手的。
“我们出去买了很多卡片，没有成千，也足以上百。”罗夫当时的辩论搭档埃米尔·朗格兰德说道，他现在在盐湖城当一名律师。
“别人都用３×５的卡片。我们决定最好用４×６的——比对方辩手用的要大一些。而且我们都放在鞋盒子里，摆了满满一桌。我们大张旗鼓地把这些装满了卡片的盒子放在桌上，并用不同的色彩做了标记，贴上标签加以说明，毫不夸张地说，桌上足有成千上万的卡片，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百分之九十九的卡片上都是空白的。
“如果他们用的是４×４的桌子，我们就会用 ４×８的桌子，桌子也能传达信息，我们把所有的文件都陈列在上面。事实上，我们的重点只是其中的２０或３０张卡片而已，这么多就足够了。但是我们用一个手提箱来装这些卡片，然后回到大厅里，用另一个手提箱装另外那些卡片，并把充门面的卡片都放到桌子上，堆得很高，对方几乎都看不到我们。这完全是心理战术，先从心理上战胜我们的对手。”
罗夫不仅仅是想赢得辩论比赛的胜利，同时，他也希望完全摧垮对手。那时候他的世界观就已经很清晰了：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两个团队——他身处其中的团队、他对立面的团队，他要使对立的团队付出代价，他要打败他们、羞辱他们。即使不择手段，他也要取得胜利。
“上中学的时候，辩论是罗夫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竞赛性的辩论通常是在教室中进行的，所以辩论队一般要从一个教室辩到另外一个教室，整天都是这样，无论哪支队伍都是这样。学校里的同学们都在看这些辩论，所以辩论的场地不能太小。”卡里·琼斯说，他现在是盐湖城的一个律师，以前也曾经是中学辩手。
“有一次听说，东部高中和盐湖城中其他的辩论队要来我们中学，并要辩论四场——总之，辩论赛又要举办了。教室里有辩论的裁判以及学生家长的代表，还有一些同学也站在那里。在学校里，你一年大概有五次机会在每个同学面前讲话，。”
优秀的辩手能够就任何事件的任何方面加以辩论，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罗夫在三年级的时候，辩论的主题是“米兰达规则”。
“我认为：国会应该建立统一的规章制度来控制犯罪调查程序。”
罗夫站在肯定的这一面——米兰达规则是自由的关键，相反，法律限制了警察的执法，也危及了我们的安全。
在辩论的过程中，他一步步发展着自己的谋略。
罗夫总是有规律地利用他的那些卡片。当他陈述对方辩友的观点时，他会对比双方桌子上的卡片，接着从西装口袋里抽出一打扑克牌来结束辩论。然后，他暂停一会。
一段激烈的辩论之后，罗夫就会抓住对方表达中一些错误的事实和弱点，在一番戏剧性的发挥后，抽出一张卡片，将对方所有的观点都推翻。
学友埃里克·凯斯勒说，那个时刻就像运动会一样激动人心。
“卡尔那么做了之后，整个人群都热情高涨，开始欢呼雀跃。人群的反映可以与我们的运动队获得了州冠军时相媲美，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罗夫曾经做了一次表演，他带上墨镜，手拿一枝竹竿，装作是一个盲人，在屋里蹒跚而行，以此来劝说在场的观众不要盲从对方的观点，并使他们顺从自己的逻辑，从黑暗走向光明。最后，全部的观众都被他说服了，随即他就取下了眼镜，把竹竿也扔在了一边。
“瞧，你们都看到了吧？！”他得意地宣布。
“那简直充满了戏剧效果！”马克·古斯塔弗森回忆道。
等到罗夫升入高年级的时候，辩论的主题是强制兵役制——征兵。那时候在中学和大学校园里没有比这个主题更有力的了。像其他地方的男孩一样，奥林匹斯中学的男孩子们也都很紧张，很在意由于越战引起的强制征兵，担心美国所卷入的这场路途遥远的战争将要影响他们的生活。
“我们所有人都很担心会被征走。” 罗夫的同班同学里克·希金斯说道。
在《盐湖论坛》上，战争的消息每天都占据着头版头条，每天晚上的新闻网的节目也是如此。１９６８年１月，越南共产党在顺化和南越的几个重要城镇发动了“新年攻势”。
到２月份的时候，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要征集２０多万人的军队。在国内，已经有了焚烧征兵卡片和反战的抗议。
当罗夫还在犹他州上中学的时候，一位未来的总统——比尔·克林顿结束了乔治敦大学的课程，获得了罗得斯奖学金，正准备去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这样，他躲过了征兵。著名的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文件略述了他的意见：“征兵体制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一场战争是为人民所反对的，可能是错误的，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给国家带来即刻的和平与自由，那么，根植于有限的、国会形式民主的政府就无权要求其公民参战。”
说来奇怪的是，按照他同学的说法，罗夫的观点与此类似。罗夫也质疑过战争——这场战争最终被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起诉了。无论无何，罗夫觉得政府没有权力要求公民为军队服务。
罗夫和他的同学马克·古斯塔弗森坐在咖啡馆巨大的落地窗户前谈论着这个问题。
“他反对强制征兵，而且他觉得我们不需要该死的政府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有自制能力。”
根据马克·古斯塔弗森所说的，罗夫并不是从左派那里得到自己的结论，而是从右派那里——像自由意志主义的表述。支持战争就等同于支持大政府和大政府的入侵。不管如何，罗夫不是战争的拥趸，至少不积极响应征兵。
他带着这种激情去参加关于强制征兵制主题的辩论，赢得了适龄中学生的辩论，也赢得了整个辩论的胜利。他常常用“母亲、苹果馅饼以及旗帜防御”来形容真正的爱国者。朋友们都记得，这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说辞，使罗夫能够再次从保守主义的原则来考虑征兵这件事。
在《奥林匹斯中学年刊（１９６９）》上有一张罗夫和辩论队队友的合照，那时候他已经是毕业班的学生了。他坐在第一排，周围坐着他的队友
们——都是一些戴着眼镜，穿着开领Ｔ恤的年轻人，罗夫则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露齿含笑，浑身有一种蓄势待发的能量，仿佛要冲出照片似的。坐在罗夫旁边的是系领导戴安娜·柴尔斯，她把手轻轻地放在罗夫的膝盖上，仿佛是为了不让罗夫动一下。她的脸上是一种极力容忍兴奋的小猎犬的表情。罗夫的嘴是张开的。显然，当相机快门闪动的那一瞬间，罗夫在说话。在学生社团干部的那一部分里还有卡尔·罗夫当学生参议院主席时的一组照片。上面写着，“说话，阅读，说话，写作演说词，说话，说话，说
话——他的语言有时候是卓越的，有时候又是乏味的。他风风火火，不知疲倦，是一个实干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最重要的是，他的每一次辩论都非常有趣，他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思考的人。”
埃尔顿·托尔曼的历史课就是为那些喜欢说话的人开设的。托尔曼戴着蝴蝶领结、眼镜，有一个大脑门，一脸作为校长特有的专横。他让同学们在课堂上自由发言，先诱导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跟他们辩论。他是一个新政民主党人，一个旧思想的自由主义者。托尔曼教授高级历史和政府课程。他鼓励学生讨论，但是罗夫测试了他的容忍限度。一次，他和一个学友在课堂上不停地大吵大叫，终于激怒了托尔曼，他把他们两个逐出了教室。
尽管如此，托尔曼仍然在罗夫身上看到了自己看重的东西——一个年轻学生居然会如此热衷于政治艺术。
“罗夫先生，” 一天托尔曼对罗夫说，“在这个班里取得一个Ａ，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要得到Ａ，你必须参加一场竞选。不管是什么样的竞选，你必须去亲身体验一次。”
这是罗夫无法拒绝的一个提议。他跑去共和党的竞选总部，签约做一名志愿者，为参议员华莱士·贝内特的再选服务。他跑前跑后，设计草坪宣传牌，挨家挨户敲门分发竞选印刷品。万圣节前夕，他派发的小册子上写道：“伟大的南瓜说，投一票给华莱士·贝内特吧！”他想到的这个方法如此简单却十分奏效。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执行主任的办公室里，也参加关于电话银行和政治信件的讨论。他成为共和党总部的常客，一个单薄的１７岁男孩，少的是经验，多的是主意。一个朋友用“完全湿透了也不过１３０磅”来形容他。
兰迪·路德劳——另外一个中学志愿者——说，罗夫从最初就开始深谋远虑了。
“卡尔天天都来竞选总部，他们要制定竞选的战略，卡尔提出不同的建议和计划。他们则派他出去拿咖啡和油炸圈饼。”
在学校里，罗夫还戴着共和党党员的袖标。一天集会的时候，他向大家介绍州长凯尔文·兰普顿，以尖锐的言词批评了这位温和的民主党人的政纲。
这令人十分震惊。
罗夫尽量想让自己表现得有趣一点，仿佛只是在介绍一个政客而已。但是他还太稚嫩，只有十几岁，州长又是一个客人，除了罗夫本人之外，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并不能同一个从１９６５年就当州长的风云人物，并将成为犹他州历史上最著名的官员的凯尔文·兰普顿相提并论的。凯尔文后来还连赢了两次大选。当年年刊中的这张照片展示了罗夫正陪同一个看上去被激怒了的兰普顿。
不论罗夫讨哪些人的欢喜，他正惹得其他人不高兴。
“他招惹了许多学生。” 马克·古斯塔弗森回忆道。
罗夫在学校里并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他并不在最优秀的３％之列，也不是全国优等生联合会的成员。但是他伶牙利齿，这使他看上去像一件武器。
“卡尔是一个小孩，但是没有人想和他一起厮混，因为他有一张利嘴。”他的同班同学克里斯·斯马特说道，他现在是盐湖城一家周报的编辑。“如果你要跟卡尔说一些废话，他一定会都还给你的。他是一个才思敏捷的人，并且巧舌如簧。”
他经常用一些事实和数据来充实他的谈话，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利用一些历史图表。而且，同学们都认为，他绝对不是一个谦逊的人。
“你知道得很多，你想向人们演讲，但有时候并不奏效。”同班同学里克·希金斯说道。
大量的事实能造成一种专横的效果，让人感到信息的压力，你的渊博知识有时反而会带来相反的结果。他经常霸道地使用这一招。大部分嘲笑卡尔的人实际上是非常佩服他的。听者说：“卡尔，没有人要了解独立战争以及独立战争对越战的影响。”但是他坚持告诉你这些。他一定要说完，直到他告诉你他全部的想法。
罗夫对于民主党人也有很多的想法，尤其是像休伯特·汉弗莱这样的民主党人。当马克·古斯塔弗森在学生报纸上写专栏，谴责在芝加哥举行的１９６８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召开时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的时候，罗夫则在托尔曼的课堂上抱怨这件事。托尔曼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案例，他在课堂上问，警察面对众多的抗议者时应该做什么？
“绝对不能袭击抗议队伍，也不能对街上的群众有任何犯罪行为。” 古斯塔弗森坚称。
罗夫加入了这次谈话，他公开谴责了汤姆·哈登以及支持民主党的学生。他承认警察在这件事上是应该负责任，但是仿佛他们的责任过大了。谴责无处不在，但是，罗夫满脑子都是对民主党的谴责。民主党犯了错误。汉弗莱应该受到谴责是因为对于街上人们的情况他反应太迟钝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领导作用，缺乏政治勇气。罗夫将芝加哥警察的暴动场景，以及自由言论的权力，蔓延全国的越战大辩论都浓缩成了他的翻领衫上的一句话：“尼克松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就是在这一年，罗夫第一次和总统竞选有了亲密接触。他看到了在摩门教大教堂里理查·尼克松、乔治·华莱士以及休伯特·汉弗莱三人的交锋。华莱士对盐湖城市郊白人区的访问带来了一名不安的种族主义者的请求。
“华莱士是我见过最偏执的人。”罗夫说道，“他丑陋、刻毒、抠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如果他们在我的汽车前躺下的话，我就会压过去！’人群中爆发出吼声。那种吼叫是充满仇恨的，我永生难忘。”
副总统的来访是尤其值得纪念的时刻。他在竞选快结束的时候来到摩门教大教堂。那一天是９月３０日，１９６８年总统选举的最后一周。休伯特·汉弗莱——快乐的休伯特——来到犹他州稀薄的共和党氛围里，来到摩门教大教堂的心脏位置。罗夫在现场观看了国家政治大选，即使是对手在竞选，他仍然兴致盎然。他很兴奋地看到总统竞选的过程、一个候选人如何进入会场、记者如何蜂拥而至以及联邦情报人员处于哪个位置等等。
托尔曼想让整个班级都去听竞选演讲，所以他向学校要求派校车送大家去。他们到得很早，并在教堂的后门处占据了一角，在人群中拥挤着。当校车刚刚到达的时候，学生们在外头乱转，看着摩门教的人群进入大楼。罗夫在离开之前决定让这次演讲更为完美，他不仅仅要参与演讲，而且要去外面发动抗议游行。
“我和卡尔很快就被外面的民主党人逮捕了。” 古斯塔弗森说。
首先，罗夫分发了一些印了标语的胸章，上面 “休伯特·汉弗莱”的字样被打了叉，然后把这些胸章用大头针别在外套上。
古斯塔弗森把对罗夫所作所为的反应描述得相当清楚。
“我记得，一个老妇人走过来，先跟卡尔搭话，又跟我搭话，然后因为在场的年轻人的傲慢无礼，朝我们大发雷霆。”
罗夫是高兴的。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站在太阳下，一阵石块雨从寺院广场那里飞过来，袭击林登政府的警察以及他忠实的追随者休伯特·汉弗莱。
有人朝罗夫大喊大叫，罗夫也针锋相对。
“尼克松是最棒的！”他大喊，“尼克松是最棒的！”
“那里有一个标语，或者两个，或者只是一个记号。” 古斯塔弗森说，“我们高声反对林登·约翰逊的战争以及他对新政政治经济的篡改。民主党在武力和喧哗中开始走下坡。那景象如同在海德公园，人声鼎沸，广场外面辩论声不绝于耳。太棒了！这足以使民主党人下地狱！”
罗夫说他已经忘记了抗议的场面。
在盐湖城的那次教堂演讲之后，汉弗莱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并在节目中说他更希望结束在北越的战争。汉弗莱阵营正在寻找远离约翰逊的道路，接下去几个星期的投票也说明他正在消除与尼克松之间的隔阂，但做得还远远不够。
在犹他州，共和党人华莱士·贝内特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当选了参议员。民主党人凯尔文·兰普顿差不多以一半的优势战胜对手当选为州长。另外，罗夫支持的候选人尼克松在犹他州获得了５５％的支持率，并以微弱的优势问鼎白宫。许多年以后发生了政治丑闻“水门事件”，罗夫第一次见到了小布什，后来就是这个人最终把他带进了白宫。
对于同班同学来说，他们最感奇怪的事情是，罗夫怎样进入共和党，又怎样使自己和党内那些白发苍苍的元老们和睦相处。
“我一直认为共和党是我父母支持的党派，谁喜欢走父母的老路呢？”同班同学卡里· 琼斯说。
但是，共和党内的确有许多吸引罗夫的事情。比如一些强有力的信
念——保护家庭、健康、制度、秩序。而民主党只是一个无精打采的党派。罗夫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泾渭分明的。盐湖城被摩门教徒和非摩门教徒分成两部分。整个国家则因为越南而分成两派。这时候他的家也分离了。他爸爸离家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且即使他们在一起，也是不断地吵架。在一个被政治和宗教影响的城市里，他的家庭是异类。他在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家庭长大，也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
罗夫的朋友马克·丹泽费尔德告诉记者，好像“他在一个完全非宗教的家庭里长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罗夫。
罗夫的父亲刘易斯在加利福尼亚一家石油公司谋职，定期往返于两地间。据罗夫所知，家里本来准备搬到洛杉矶去，但是计划搁浅了。１９６９年１２月，他父亲回来了，然后父母又大吵一架，之后刘易斯就返回了加利福尼亚。那时正是圣诞节前夕。等到他升入大学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婚了。罗夫２０岁的时候知道刘易斯其实只是他的继父而已，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父母离婚后，他母亲搬到了里诺，许多年以后，她自杀了。
凯斯·罗尔克从越南回国的时候，得到一份犹他大学学生报纸的复印件，并在上面看到了卡尔·罗夫的名字。罗尔克是罗夫在十年级时的中学辩论队的队长，后来应征入伍，去了越南。回国之后，他进入了犹他大学。１９７１年的一天，就是在这个校园里，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卡尔·罗夫的名字，卡尔当时是犹他大学共和党的主席。
“我感到很吃惊，因为在我离开的两年里，有很多共和党人已经变成了反尼克松、反共和党的。但是卡尔·罗夫没有改变。我们都在谈论伟大的反战抗议时代，嬉皮士、大麻、艺术鉴赏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据我所知，卡尔一直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从未动摇过。”
克里斯·斯马特还记得那时候年轻人的一些兴趣爱好——滑雪、女孩子、喝啤酒，但是这些都不是罗夫最先想得到的。
“我们准备向自己父母要一辆车，想得到啤酒、香烟和女孩。但罗夫并不这样做。我们只是想喝醉，然后躺下，以这种方式长大。我想，卡尔想的是通过完全不同的道路成长。”
每次当他们那一代人在为政治而集会时，罗夫都是孤立的。他并不属于他们。而且抗议者也不属于他的同类，他甚至不是相对单纯的学生民主社会组织的一员。在入学的第一天，罗夫看到学生会那里挂着一个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打倒国家和战争，周五舞会，每人２５美分，由学生民主社会组织资助。
“校园里多了许多助人为乐的激进主义者的脸孔。”罗夫多年以后还回忆起这段插曲。惟一适合他的就是共和党的保守政治。甚至在犹他州罗夫都是独一无二的特例——他成了极其可笑的政治暴行中显眼的保守派新生力量。
罗夫还是大学新生的时候，就加入了一个叫做辛克利学院的机构，这个机构能够给学生提供去州政府或者华盛顿政府实习的机会。这个学院是政治学系的附属机构，由鲍勃·辛克利创办，他是一个老牌的新政人士，他克服了来自各方的阻力，用一张２５万美元的支票创办了这个学院。他的座右铭是：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名政客。
当Ｊ．Ｄ．威廉斯第一次见到罗夫的时候，他就知道罗夫是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威廉斯是辛克利学院的主任，一个值得尊敬的教授，拥有很超前的观念——“我的偶像是托马斯·杰斐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马丁·路德·金。”他把学术自由的思想带给了罗夫。自从１９６５年这个学院创办以来，威廉斯还没有看到一个学生能像罗夫一样对实际的政治如此感兴趣。罗夫自己也全身心地投入到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实习之中。
“让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全身扑入到政治活动中，我一直多少有一些犯罪的感觉。”威廉斯说道，现在他荣誉退休了。
罗夫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大学的学位。他进了多所学校学习，最后还在德克萨斯大学教书，政治的诱惑总是能打断他的学业。
在反战的岁月里，实施共和党的政治没有一个地方比大学校园更艰难了。罗夫引起了学院共和党人的注意，１９７０年他被派到伊利诺依为参议员拉尔夫·史密斯的竞选服务，在大学校园中制造声势。拉尔夫是一个老派的保守派人士，因为令人尊敬的埃弗里特·德克森的过世而被任命工作。他的对手是阿德莱·史蒂文森第三。
“那时候是越战最激烈的时候。拉尔夫是个极端保守的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需要攀登的高峰。”鲍勃·谢兰德说道，他是伊利诺依大学共和党支部的主席。
谢兰德回忆，罗夫是个足智多谋的家伙。他穿梭在各个学校里游说，从香巴尼到布卢明顿和斯普林菲尔德。罗夫有一个想法，希望和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组成联盟，这个组织是大学校园里要求新权利的生力军。组织中的成员通常都把自己看作是那些长发披肩、嗑药的民主党学生的对立面。他们打着领带，崇拜威廉·巴克利，认为他们设计的象征和平的翻领钮扣所能引起的反响，相当于一颗Ｂ—５２炸弹的威力。他们昂首阔步、爱开玩笑，对于任何事情都做好了准备，哪怕是肮脏的骗局。
１９７０年民主党有希望成为州财务总管的人选是艾兰·迪克松，一个可爱的伊利诺依政客，他正沿着政治的梯子向上攀升，最终在美国参议院占据了一席之位。迪克松在芝加哥成立了竞选总部，并大张旗鼓地笼络了一些政党官员、新闻记者和支持者。
罗夫有一个想法：破坏他们的开幕式。
他取了一个假名字，然后摆出一副赞助者的样子进入了竞选总部，从那里他偷出一些迪克松竞选活动的档案。
罗夫用这些档案伪造了一张开幕式的请柬，上面不仅写着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还加有以下字样，“免费的啤酒，免费的食物，还有免费的娱乐，这将是一段不能错过的好时光。”然后他将这份请柬复印了１０００份，在一个嬉皮士俱乐部，一个摇滚中心，一些芝加哥的酒吧里分发。这份伪造的请柬很是管用，在开幕式的当天，城中许多游手好闲的人出现了。这些被啤酒和食物吸引来的不速之客和嘉宾们一起到了。
“现场实在是太好笑了。” 谢兰德依然记得当时的场面，“他使那些酒鬼出现在现场，使聚会成了露天的酒会。”
迪克松当然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意见：“这是一件很令人心烦意乱的事。”
然而，迪克松还是赢了，他后来把这个小麻烦当作小插曲忘记了。尽管谢兰德回忆说，罗夫最后在小布什的劝说之下道歉了，但迪克松完全不记得罗夫曾经为此事道过歉。
“我一点都不记得罗夫出现时发生了什么。也许，他做过，但我完全没印象。”迪克松说，他在１９９３年离开了参议院，现在是圣路易斯的一名律师。
他清楚地补充道，“我推断罗夫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７０年代初期，罗夫很快就在共和党大学支部中窜升。最终成为了执行主任，并成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办公室职员，一年有９２００美元的工资。他组织了１５场区域性大会来介绍年轻的共和党人。罗夫和同事伯尼·罗宾逊在整个国家巡回，到过圣地亚哥、西弗吉尼亚、威斯康星以及华盛顿州的美利坚大学。大部分的日程都是在组织和宣传，但是罗夫还得不停地处理年轻受众的胡闹。
在１９７２年８月肯塔基州莱克星顿的一个研讨会上，罗夫相当轻松地和罗宾逊讲述了关于迪克松的那段插曲。他们谈论着竞选活动中的间谍，通过智力挖掘竞选对手的信息，然后用这些来打击对手。罗宾逊讲述了在１９６８年伊利诺依州长选举中自己在寻找对手的信息时，是如何利用现代技术的。他发现了一个赞助者对竞选双方都开出了支票，但是给民主党候选人塞姆·夏皮罗的更多。
“所以，第二天我们一个筹款小弟就电话通知了那个人，告诉他社会上传播着对他不利的谣言。”罗宾逊根据研讨会的磁带录音说：“那个人非常尴尬，当天就带着一张２０００美元的支票去了芝加哥，弥补了那个差距。”
这就是“水门事件”发生的那个夏天，“水门事件”揭露了尼克松总统的丑闻。６月１７日，水门的夜贼闯进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关于政治欺诈的黑幕迅速成为了敏感话题。罗夫和罗宾逊都承认这一点。他们甚至在研讨会上专门提到了“水门事件”，并不是当成避免竞选活动中间谍的理由，而是把它当成是一种警示：要做，但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当所有这一切运转正常，就像是一场游戏，你真的要动动脑子，想一想谁最了解这类事情。”罗宾逊警告说。
“此外，如果在竞选活动中这些事情都是秘密发生的，而且你又没有被抓住的话当然最好不过了。你知道，即使你没有被抓住，那些在华盛顿被拉里·奥布莱恩的军队抓到的人也会举证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这就提供了一个讯息：无论如何不能被抓住。大家对这件事都呈大摇大摆的态度，年富力强的共和党人宣称：我们年轻，而且不可毁灭，再没有什么事能够比做一个全职的政客更有趣了。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阿特沃特表达得更好，罗夫从来没有见过像阿特沃特这么安静的人，能够永远这么慢条斯理。阿特沃特喜欢阅读《纽约时报》和《国家问讯报》，而且他总是引用孙子的话（比如“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他就是罗夫的偶像：一个完美的政治斗士。
１９７３年，当罗夫被提名竞选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一小撮支持者就把他和阿特沃特相提并论，当时阿特沃特正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学共和党主席。罗夫将要成为候选人，而阿特沃特将要成为南方竞选活动的主席。三月份的时候，罗夫买了一张２５美元的通宵车票乘火车从华盛顿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在那里他见到了阿特沃特和另外一个喜欢棒球的年轻的共和党人，约翰·卡鲍夫——后来他成为杰茜·荷尔姆的顾问。用一张信用卡，罗夫和阿特沃特租了一辆棕色的福特车，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他们两个为竞选活动在南方穿梭，访问州里的大学共和党主席，向他们寻求帮助。
事情是如此发展的：罗夫将要成为主席，而阿特沃特还做他的老工
作——大学共和党人全国委员会的执行主任。他们两个都将在华盛顿有一间办公室，一个电话，负责大学共和党人全国委员会的运转。不喜欢阿特沃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永远有条不紊。罗夫说，两个人刚刚在华盛顿开始自己的新工作，阿特沃特就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那里借到了他的船。
罗夫对阿特沃特的自信肃然起敬。
我把他介绍给乔治·布什，李想见布什不仅仅因为布什是主席，而且他听说布什有一条船就停在波拖马可河上。李周末有一个约会，他想如果能把这条名为“莎丽”的船在波拖马可河上展示出来的话，那将是令人难忘的。
所以阿特沃特一直在嘴里念叨这船的用处，五分钟后他就要见到布什了。他是个大胆的人，他居然成功地做到了。
要迈向华盛顿，他们必须胜利，要取得胜利，他们就一定要打败其他人。１９７３年春天，罗夫和阿特沃特两个人在南方不断活动，为即将来临的夏季大会上的换届选举寻求赞助。阿特沃特知道地方上所有大学政客的态度和分歧，知道他们中谁是比较重要的，而谁又是无关紧要的。六月份的时候他们到欧扎克斯湖参加大会时，已经有了作战计划。
根据他的对手所说，最后罗夫偷得了选举的胜利。
欧扎克斯湖的宾馆涌进了大批的年轻共和党人。他们在小会议室里开政治会议，走廊上的竞选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们在为新的全国主席的竞选拉选票。阿特沃特和罗夫巡游了所有的房间和酒吧，试图锁定选票。当时主要有三个候选人：罗夫、罗伯特·埃奇沃思（一个戈德华特的追随者，在密歇根大学号召学生支持尼克松），另外一个人是特里·多兰，未来全国保守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创立者。多兰个性尖刻，这使得他很难获得什么支持，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取得胜利，就转而支持埃奇沃思。
事实上最后就只是两个人的竞赛而已。但是谁投票呢？由被称作“芝加哥男孩”的大学共和党人支持的罗夫和阿特沃特的计划，在组织上显得十分自豪。阿特沃特和“芝加哥男孩”做了最周密的计划，以保证自己的票数。天黑的时候，资格审查委员会里突然出现了一股挑战的恐慌。
“资格审查委员会野蛮地搜查，然后以不足以服人的理由赶出了支持我的人。” 埃奇沃思说，他掌控着自己的竞选，对抗着罗夫和阿特沃特。
怒火开始燃烧，一场肉搏开始了。埃奇沃思的支持者朝着罗夫的支持者咆哮，然后罗夫的支持者又吼回去。委员会则从中作梗。第二天，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个大厅里，罗夫被任命为主席了，念名单的时候，一个声音在大叫“赞成！”另外一个声音在喊“反对！”然后，在嘘声和欢呼声的混合中，埃奇沃思也被任命了，就像刚才罗夫所受到的礼遇一样，每一方都宣称自己胜利了。
“我做了一次提名演讲，感谢选择了我的每一个人。然后我就坐下来了。” 埃奇沃思说，“卡尔站起来，也发表了演讲，感谢了选他的人。然后我们都走向了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
事情将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来决定。双方各执一词，但似乎罗夫占有优势，因为他在当大学共和党执行主任时与乔治·布什会过面。在布什公布决定之前，多兰出现在媒体上，提供了谴责罗夫的材料——“卑鄙行为”讨论会的磁带和抄本。
“我禁止他这么做，但是他照做不误。” 埃奇沃思说。
《华盛顿邮报》头条讲述了这个故事：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重新开始了一项调查，断言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２年间，一个共和党的受雇官员在大学共和党人的周末研讨会上教授政治间谍和“卑鄙行为”。１９７２年的部分研讨会是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举行的。
布什说，他将敦促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弄清控告卡尔·罗夫的“真相”，卡尔现年３２岁，是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主任。
这完全是共和党不想看到的报道。水门事件之后的暴风雨正在酝酿。参议院也在调查。四月，尼克松宣布约翰·迪安、约翰·海德曼和约翰·埃里希曼的辞职。而此时布什作为共和党的主席已经宣誓共和党与水门事件完全无关，但《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又使人将一个由共和党大学间谍控制的录音带和“卑鄙行为”工作间与水门事件联系在一块儿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不得不处理这件事。
事实上，证据首先被送往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由一个委员私下看过之后，就销毁了。事后媒体发现的只是磁带和宣誓书。现在由于报纸的透明化报道，布什承诺将重新调查，三个星期之后，也就是９月６日，他给所有的候选人发了一封信，宣布罗夫是胜者。
埃奇沃思回信问布什依据什么做了这个决定，接着得到了非常快的答复。
“他回了一封言词激烈的信给我，信中他将我逐出了共和党。他说他不想对不忠诚的人所做的不相关的调查给予答复。他认为我还向报社泄漏敌对的信息，但事实上这一切我都没有做。”
埃奇沃思想，布什的愤怒不是因为一个共和党人开了关于竞选活动间谍的研讨会，而是因为有人向媒体透露了这个过程。显然，前者包含了流言蜚语，并不是事情的真相。这关系到忠诚的问题，共和党人通过媒体亵渎了党是不对的。这些都是埃奇沃思听到的讯息。
几个月以后，布什雇用了罗夫，让他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担任特别助理。
为什么事情如此完美呢？早在奥林匹斯中学，罗夫曾对他的朋友兰迪·
路德劳说过他是如何向往华盛顿，在这个大时代里，他做到了。每一天早晨，当布什到达地下车库、步入电梯，走进四层办公室的时候，罗夫已经在那里了，有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助理应有的派头——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力，但这个位置是共和党的中心，是结交朋友的场所，是政治最前线。
虽然他当时并不知晓，罗夫结交的最重要的朋友就是老板的儿子：小布什。
人生的关键时刻常常不过是偶然的机遇而已。但是卡尔·罗夫在这件事情上与天意无关。当小布什出现的时候，罗夫结束了失衡的运气。在这个过程中，他改变了。改变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还改变了美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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