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要永远说真话。这样你就不必总是记住上一次你都说了些什么。
——山姆·瑞波恩，前美国众议院发言人
卡尔·罗夫来说，事情并没有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克莱门斯的人雇用的那家安全公司把他的名声毁了。他们在罗夫的办公室里找到窃听器并对其进行处理的方式，引出了无穷无尽的质问，有来自法律部门的，有来自记者和民主党人的。当共和党人把这起窃听事件称为“德州门”事件的时候，一些职业安全专家和政府调查人员私下里给这件事情起了一个更有趣的称谓，关于游侠多种服务公司和克莱门斯的人处理窃听事件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因此，得出了“花生门”这样一个绰号。
突然之间，共和党人不再在窃听事件上大作文章了，但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无论他们先前占了多少便宜，他们一连串愚蠢的决定开始让人们更怀疑共和党人而非民主党人。
一个克莱门斯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仍然对这整件事情满头雾水。谁雇请了安全公司，为什么要请？为什么罗夫和克莱门斯的人不再对这事情加以渲染呢？这明明是一个很好的打击马克·怀特的竞选活动的机会。
这位工作人员感到十分困惑。
这家公司是我们从弗特华斯请过来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到弗特华斯去请一家安全公司。然后，他们发现了这个窃听器。于是，我开始明白这一切，钩子、线绳、测锤。然后我们对此进行了大概四五天的宣传炒作。接下来的一天我一早醒来，突然有人跟我说，听着，这件事情我们要低调处理了。我还能说什么？因为卡尔说够了，那就够了呗。统计数据显示马克·怀特已经不再领先了，甚至已经落后于我们。我们干得真不错。
对于执法部门和克莱门斯竞选队伍来说，这件事情最麻烦的地方是窃听器被发现以后的处理方式。即使是一个业余的侦探也知道，发现窃听器以后应该让它留在原处，然后提供一些虚假的谈话内容，接下来看看这些信息究竟会被哪些人利用。虽然在执法部门内部对于窃听器的信息传输范围和能力有意见分歧，但是没有人能证明它能将信息发送到半英里之外。罗夫的办公室坐落在肖尔河畔，南边是第１５街，奥斯汀最繁华的一个街道，西边是拉马尔大道，一条南北向主干道，很空旷，有些像和平公园，北边和东边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居民区。所以，如果警察挨家挨户去敲门看看谁在监控窃听器的话，工作量也不会很大，更何况方圆半英里之内住户更少，要想抓出罪犯应该是很容易的。
但是，当莫尔菲从墙上把窃听器拆下来后，就彻底失去了找出这个窃听者的最佳时机。他的这个行为在政客和执法人员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莫尔菲处理窃听器的方式导致他自己成为了嫌疑人，同时也使得破获这起案件变得几乎不可能。在与调查人员的谈话中，莫尔菲说是卡尔·罗夫公司的员工杰米·克莱门斯让他这么干的。
不过，克莱门斯否认了莫尔菲的说法。
“我跟他们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克莱门斯架不住记者的反复询问，这样告诉记者道，“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告诉过他们要关闭窃听器然后把它弄出去。我从来就不知道当时这个窃听器是开还是关。”
莫尔菲不同意杰米·克莱门斯的说法。
“我是按照他们公司的人的指示这么干的。”他对德州公共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的人都这么说，“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但是，莫尔菲和同他一起进行检查的同事斯考特的证词也不一样。斯考特对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在找到窃听器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只有莫尔菲一个人呆在罗夫的办公室里。莫尔菲极其强烈地否认了这种说法。由于斯考特以前并没有过抗电子反应的记录，所以他同意进行一次测谎试验。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说法，他的测验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莫尔菲在这整件事情中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他说他也愿意进行测谎试验。但是，就在刚刚同意进行测试的时候，他又改变主意了，说是由于一些“私人原因”，不能接受这个测试。莫尔菲说在他与一些人交谈过之后也许会考虑再进行这个测试。不过他没有说明这些人是谁。
“我没有任何法律或者道德上的义务来接受测谎试验。我不必这么做，而且我也不会这么做。”莫尔菲公开对《奥斯汀美国政治家》的记者说道。
两个星期之后，德州的报纸上仍然全是关于莫尔菲的决定以及发生在罗夫办公室里的这起窃听事件。在《奥斯汀美国政治家》的记者吉勒默·
加西亚的一次采访中，达拉斯一位前任联邦调查官员戴夫·洛根表示他对游侠多种服务公司疑惑重重。
可以说任何一个专业人员遇到这种场合，都决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窃听器。作为一个调查人员，你拿着丰厚的报酬，就应该给你的客户一些建议，告诉他有哪些执法部门会介入，怎么样保护现场证据，等等。如果是我，我绝对不会把窃听器带回自己的旅馆去，而事先不通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门。
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对这个窃听器的检查结果更加让人迷惑不解。检测结果表明，窃听器里面的电池还剩下５８伏特的能量。这样一来，这块电池的寿命正是让调查人员最为不解的地方。电池的最长使用时间只有１０小时。很明显，这说明放置这个窃听器的人必须时不时地来给它换电池，或者，有人并不在乎这个窃听器是否能传输信息，在乎的只是它被发现。同样费解的是，既然这块电池还剩下５８伏特的能量，那说明它是在被发现的同一天被人放到罗夫的办公室里面的。
后来转投共和党并在布什的总统竞选团队中成为罗夫的左膀右臂的麦金农，在１９８６年协助怀特竞选的时候曾提到过１９７２年的水门事件，并暗示是罗夫他自己放置了这个窃听器。“在我看来，共和党人真是深谙此道。这整件事情真令人恶心。这都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们一直在问谁在这件事情中获益最大，我想是克莱门斯他们自己吧。”
不过，公开地看，至少有一件事情，怀特和克莱门斯的竞选队伍是有着相同的意见的。他们都认为把窃听器从墙上取下来是一个错误。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窃听器取下来带回旅馆。”罗夫说道，“但是我也不想去猜为什么。我相信如果他们把窃听器留在原处并透露一下虚假信息，然后再看这些信息会从哪里泄露出来，这样会更有用的。”
麦金农很赞成这种说法。“为什么他们不把窃听器留在那里，通过一些虚假信息来找出谁是窃听者呢？”
为了减轻嫌疑，罗夫和贝扬德主动提出愿意接受测谎试验，民主党州长马克·怀特和他的竞选工作人员也作了这样的表态。不过，调查人员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提议。执法部门已经公事公办地对这两方都进行了调查，但是得不出任何结论。但是，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对于罗夫和贝扬德雇用安全公司进行检查的动机，他们是颇有疑虑的。
关于罗夫和贝扬德的这件事情被反复炒作，内容如下：他们在１９８６年９月３０日的一次秘密的电话内容被《达拉斯早报》的记者山姆·阿特里斯得知了。他们说，在电话里他们讨论了要将克莱门斯的媒体曝光率上升至６５０点，这是一种用来估量有多少人收看他们节目的方法，同时，还讨论了在竞选的最后３０天里请李·阿特沃特来助阵。阿特里斯最初是从哈里斯·戴蒙德那里听到这些消息的。戴蒙德是马克·怀特的顾问，住在弗吉尼亚州。于是，克莱门斯的人就跟好几个德州的记者说，戴蒙德获得这些消息的惟一途径就是罗夫办公室里的那个窃听器。
“简直是胡扯！”戴蒙德对《ＦＷ星电报》的记者拉特克里夫说道。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能让罗夫和贝扬德有理由对竞选总部的办公室以及罗夫自己的办公室进行安全检查。
多年以后，罗夫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开始怀疑信息外泄是在与贝扬德讨论了媒体曝光率的数字之后。罗夫说，在那次电话密谈中，他告诉贝扬德的数字是错误的。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去奥斯汀俱乐部的路上碰到了贝扬德，我说：“乔治，那个数字我搞错了，正确的应该是Ｘ。”然后，那天下午贝扬德给我打电话说：“我接到了山姆的一个电话，是关于那个数字的。”你看，我明明是说错了那个数字。这又不是一份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谁都可以得到。我确实是把数字说错了。我是在当面见到贝扬德的时候才说了那个正确的数字，那时是在大街上。我说，电话里的那个数字Ｘ是不对的，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才是对的。接着贝扬德那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早上你告诉我的那个数字有点奇怪啊，实际上，他就是直接问我“你还给其他人打电话说了这个数字吗”。
克莱门斯的媒体负责人瑞基·巴舍尔说，山姆·阿特里斯问他，他们的竞选团队是否打算聘请李·阿特沃特的合伙人查理·布莱克，是否打算把那个星期的媒体曝光率提高到６５０个点。根据巴舍尔的说法，阿特里斯告诉他关于聘请查理·布莱克一事是戴蒙德告诉他的，当时戴蒙德是民主党州长马克·怀特的咨询顾问。巴舍尔并不知道聘请查理·布莱克的事情，所以他问贝扬德为什么马克·怀特反而会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当联邦调查局找阿特里斯进行调查谈话的时候，他说戴蒙德从来没有专门提到过“点数”或李·阿特沃特，他只是概括地谈了一下阿特沃特是其一个公司的合伙人，其余的合伙人还有斯通、布莱克、马纳夫特，他也提及了一个数字，不过是６５万美元，而不是什么“点数”。戴蒙德告诉调查人员，他每星期都会收到来自纽约的索亚—米勒集团的调查报告，这家公司是为马克·怀特的竞选做电视宣传的。该公司的员工给德州的２０个电视台打了电话，并统计出克莱门斯竞选团所购买的电视宣传时段。
结果，克莱门斯的人一直认为是机密的信息，看来并不是那么机密。并没有人提到阿特沃特，被提及的只是查理·布莱克和他的公司而已。至于他们所购买的电视时段，这个信息也是可以轻易获取的，虽然罗夫并不承认。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真的去买电视时段，我们还在计划这件事，还没有执行。无论怎样，绝对不可能有人能精确地推算出那个数字的。
联邦调查局对于罗夫办公室窃听事件的调查报告，从来没有公诸于众。这份文件很明显地反驳了罗夫在办公室里进行安全检查的理由。
戴蒙德说，在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６日和１０月３日之间，索亚—米勒集团向他汇报说克莱门斯第一次将他的媒体曝光率从４５０个点提升到７００个点。戴蒙德后来在一家餐馆里遇到阿特里斯并向他提到了这件事。根据戴蒙德的陈述，阿特里斯请他把７００个点换算成所需要花费的美元。戴蒙德计算了一下，怀特的竞选团每买１００个点大约７万到８万美元之间，那么７００个点差不多需要５０万美元，再加上克莱门斯购买无线广播时段的１５万美元，一共是６５万美元。然后他就把这个数字告诉了阿特里斯。
调查人员向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汇报，说从公共渠道获取那些信息是很容易的。联邦调查局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是哈里斯·戴蒙德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必要通过一个窃听器来获取罗夫关于克莱门斯媒体曝光率的信息，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了。
联邦调查局同时透露，明确戴蒙德是如何得知关于聘请查理·布莱克的计划，也不需要什么大量的调查工作。州长马克· 怀特的民意测验专家，后来为比尔·克林顿工作过的迪克·莫里斯告诉戴蒙德，克莱门斯的人曾经邀请过布莱克在竞选的最后一个月加入他们的队伍。由于莫里斯和布莱克同时是另一些竞选活动的咨询顾问，所以他们经常互通信息。１９８６年秋天，布莱克和莫里斯正同时在为另一个州的参议员竞选活动工作。莫里斯跟共和党和民主党两边的关系都不错，所以他能同时从两边获得信息。
当查理·布莱克告诉莫里斯，克莱门斯的人找过他之后莫里斯就给怀特那边打电话说了这件事情。因此，这些信息根本不需要通过窃听器来获取，这是迪克·莫里斯告诉他们的。而且，联邦调查局也开始怀疑罗夫的指控是否成立。
这些信息看起来是被克莱门斯的竞选团认为是机密，但实际上，怀特的人是从一个合法的途径在同一时间得到这些信息的。另外，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９日那天，受害人罗夫告诉贝扬德的那个数字——６５０点，与戴蒙德告诉记者阿特里斯的那个数字——从７００个点推算出来的６５万美元，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为什么卡尔·罗夫的办公室里面会有一个窃听器呢？民主党人马克·怀特的竞选团队认为是罗夫自己制造了这一切。但是，由于窃听器电池使用寿命很短，那意味着罗夫必须在周日早晨偷偷赶回奥斯汀，放置这个窃听器，然后再赶回达拉斯。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除非罗夫在他离开奥斯汀之前就把这个窃听器放好了，然后让他的同谋者在周日那天把它打开。换个角度，也许真是罗夫的某个政敌或商业对手安放了这个窃听器，但是电池的寿命短，说明他们必须每天都要给窃听器换电池来保证其正常工作，不过，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罗夫公司总部被非法侵入过。仅有６小时使用时间的电池和无法找到任何非法进入罗夫办公室的证据这一事实，强烈地暗示着，那个放置窃听器的人，一定能够随意进出罗夫的办公室。
罗夫最近又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这在任何执法部门的事件报告中都没有出现过，使关于这件事情的谜团更加费解了。也许罗夫是想通过一个新的观点来制造更多的混乱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罗夫经常使用的策略就是为各种事件提供许多似是而非的解释。这种方法使找出真相变得愈加困难。在这件事情中，罗夫引出了一个新的嫌疑人，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他采取了措施把对他以及他的竞选队伍的怀疑，都引向了别处。“我们现在还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办公楼后面有一块空地，专门用来装卸货物，就在几天前有一辆来路不明的白色卡车停在那里。附近的人说看见有人从办公楼的后门出来，腰间挂着电话设备和工具，钻进了那辆白色的卡车，那些人说自己是来修理电话系统的。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来修理过我们办公楼的电话系统。”
很显然，如果有人真的想在那栋楼的电话系统上做手脚，至少他们不会明目张胆地从人家的后门走出来，而且是光天化日之下，腰间还挂着修电话的工具，这是不太可能的。那栋办公楼很小，客户也很少，如果要装成电话修理工混进楼里，简直是不可能的。罗夫并没有在窃听器事件事发的当时就把这个情况说出来，很可能是因为大家根本就不会相信他。而且，如果附近有人看见了这一幕，为什么警察不去询问他们呢？在所有的官方报告中，都没有提及这个情况以及任何住在附近的人的名字。
因此，所有的疑团，已经公然指向那家安全检查公司了。
该公司的老板莫尔菲，本来勉强同意接受测谎试验，后来又拒绝了，这让他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嫌疑人。有一些共和党人认为，莫尔菲自己放置了这个窃听器，然后又把它找出来，目的是想借此为自己的公司来进行宣传。毕竟，在罗夫这样一个高层政治人物的办公室里发现窃听器，的确能提高他们公司的声誉，更别说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所带来的效应了。
尽管这些年来莫尔菲坚持否认自己与窃听事件有牵连，但是德州公共安全部的调查人员始终认为有些证据就是指向莫尔菲的。
“我并不认为这是我干警察这一行这么长时间所形成的直觉。事情是明摆着的，但是这家伙就是不肯招供。”当时负责调查这起事件的汤米· 戴维斯说道，“我们很肯定就是他干的，但是就是没有证据。我想他这么做一定能获得一大笔钱，同时也有不错的新闻效应，以后公司的业务也会随之增加。我猜他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把警察扯进来。”
戴维斯后来成为德州公共安全部的总负责人。他不认为罗夫与这件事情有关，他说：“卡尔要聪明得多。”
１９８６年克莱门斯竞选团队的一位德州共和党内部人士表示，他到现在仍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卡尔知道这一切么？或者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窃听器是在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是安全检查人员发现的，还是卡尔自己发现的。要么克莱门斯的人在雇用这家安全公司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会找到这个窃听器，要么就是安全公司自己想通过这件事情名利双收。我们那时候确实很着急，我们有麻烦，因为眼看着马克·怀特就要赢得这场竞选了，所以我们必须干点什么，于是我们想到了什么，就去干了。”
对罗夫来说，他总是在那些出人意料的与竞选有关的事件周围游荡，但是从来没有直接与这些事情扯上联系。这已经成为他的风格。没有罪行，只有受害人。证据总是在被获取之前消失一空。罗夫一定知道许多广告公司都是可以从一些常规途径获取关于媒体曝光率的数据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通过给电视台打电话来获取信息是一种既便捷又合法的途径呢他又怎么可能不清楚，他的竞争对手马克·怀特是通过他的媒体公司来获得关于克莱门斯所购买的媒体时段的数据呢
罗夫自始至终坚持他不是这个案件的嫌疑人。但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联邦调查人员说，从一开始，那些嫌疑人的名单就已经确定了，罗夫位居其首。这位调查人员紧密地参与了当时的调查，他还说，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窃听设备本身的技术细节，以及没有任何强行进入现场的证据，使调查人员很快就开始对罗夫起了疑心。这位调查人员说所有的情况都显示这起事件是一个内部行为，这意味着，克莱门斯竞选团队内部有人放置了这个窃听器，或者他们是与安全公司合作，保证窃听器会被发现。
我们完全注意到了这些现象。这事情刚好发生在辩论前一天，竞选已经接近尾声而这件事能影响很多方面。目的是很明显的。我们只是没有时间去证实。那时候，德州有好多其他重要的事情在进行。有趣的是，这件事之后，这些人在政坛上平步青云，现在已经到白宫里面去了。
这位调查人员说，他相信德州西部地区的检察官之所以赶紧结束这件案子，是因为最后肯定要把克莱门斯竞选团队牵扯进来。他说，这位共和党任命的检察官海伦·伊夫斯伯格是他在执法部门遇到过的最政治化的检察官。
１６年之后，当罗夫被问及他认为究竟是谁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置了窃听器时，罗夫回答道：“我不知道。政界总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尤其在七八十年代的德州奥斯汀更是如此。也许只是因为有太多行为疯狂的人而已。”
１９８６年德州州长竞选的民意测验统计表明，自从窃听器事件的新闻报道漫天飞舞之后，马克·怀特的政治命运被改变了。他一直呈上升趋势的支持率突然停止上升了，然后甚至开始下滑。马克·麦金农被告知了这一影响。尽管他后来与罗夫化敌为友，为共和党人服务，但是当时还是怀特的媒体负责人。
“数据表明，窃听事件一发生，他就不行了。”
“他？”麦金农问道。
“怀特。”
“看来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尽管麦金农把这起窃听事件称作政坛上永远也无解的谜团之一，他并不认为仅此一件事情就能改变整个选举的进程。他说，马克·怀特是败在了罗夫精心策划的一个更高级的竞选计划之下。
不管这件事情留下了多少悬疑，渐渐地，在德州的政坛上也就成为了一段模糊的往事，一直到２０００年总统竞选才又重新浮出水面。突然之间，布什和他的首席战略专家成为了人们详细审查的对象。不过，除了少数几篇报道之外，很少有专门关于罗夫和那起窃听事件的报道。相反，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聪明才智，他的视野，他对政治斗争的控制能力，以及他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目的的决心上，几乎是把这个政坛上神通广大的人物当作一个个案来研究。罗夫也非常谨慎而有选择地接受采访，避免陷入那些对自己候选人的竞选事业不利的领域。
在竞选活动的诸多要素中，新闻效应是罗夫利用得非常巧妙的一个。罗夫喜欢记者，但是决不完全信任他们。他一向很少与记者说太多的话，但是有一天晚上在进行竞选宣传的时候，他出人意料地与大家谈起了他选择的这个职业。话题主要是关于一部政治顾问的电影，这部电影让罗夫非常着迷，片名是《权力》，由悉尼·路梅特导演，讲的是一位高级政治咨询顾问整天坐着他的私人飞机全国旅行，帮助候选人赢得各种各样的竞选。
其中的男主角由理查·基尔饰演，他住在曼哈顿一栋高级住宅里面，娴熟地控制着媒体，决定着他那些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候选人的命运。电影里面每一次镜头切换，都是一架私人飞机降落在一个不同的城市，或者是从飞机的内部俯瞰这个新的目的地。
罗夫对这部电影的热爱，就在于它的不可思议之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些不可思议的地方，这家伙在他的私人飞机里办公。每个候选人每个月都付给他２５０００美元，他的办公室在纽约的高级建筑之内，他有一个非常迷人的秘书，他可以和她一起寻欢作乐。我想这就是我所记得的关于这部电影的内容，其他东西我都记不得了。”
在罗夫对于这部电影的陈述中，他要么是忽略了，要么就是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电影里面，基尔饰演的男主角同时策划着好几个竞选活动，有一次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与人通电话，同时，打开录像机开始看录像，当他走近录像机的时候，发现画面抖动起来，他一后退，画面就恢复正常，而他再走近，画面又开始抖动。他立刻就明白过来是他的电话信号导致了画面的抖动，于是他卸下听筒，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窃听器。
这部电影是１９８６年初的时候上映的，几个月后，卡尔·罗夫公司的办公室里就发现了一个非法放置的窃听设备。
当罗夫被问及这二者的巧合之处时，他说他是在这部电影问世好几年之后才看的录像带，并且没有怎么注意到这个关于窃听器的细节。
因为我当时看这部电影是用录像机放的。你也知道，虽然我并不认识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把录像带放进去，但是不停地有人打电话过来……所以我真是不记得有那么一个细节。
在《权力》这部电影中，发现窃听器是整部电影的重要情节。在此之前的每一个镜头都是为此埋下的伏笔，是为了在电影进行的一半，当那个男主角找到窃听器的时候增加一些效果。此后的情节，都是在讲述这个窃听器事件如何影响了男主角所服务的候选人以及他自己的职业生涯。这可以说是这部电影里面最重要的一幕了，除非罗夫是被男主角的私人飞机和那２５０００美元的月薪迷得神魂颠倒了，不然他是不可能忽视这个重要情节的。
如果要用一些词来形容罗夫竞选工作的特点，那么就是他对细节的把握能力和敏锐的选择时机的能力。对他来说，总是有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来进攻敌手或者制造新闻效应。他像一个电影制片人那样，安排并执行计划，任何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所以，电影《权力》里面出现了政治间谍行为，而几个月后罗夫的办公室也发生了这么一起事件并且借此赶上了竞争对手马克·怀特，至少，从表面上看，真是天衣无缝的巧合。
关于罗夫办公室窃听事件的所有相关材料，都呈交给了奥斯汀的一位联邦大法官。加里·莫尔菲对一个达拉斯的记者说，他曾经收到过一封信，通知他进行调查，目的是解决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发生的这起事件，但是竞选的日期是１１月４日，所以几乎没有可能在此之前破案。随着竞选的日子日趋接近，德州西部地区的检察官海伦·伊夫斯伯格下了一纸通告，宣布两边的竞选团队在这起窃听事件中都是清白的。
“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怀特或者克莱门斯的竞选团队与此事有牵连。”她说道。
三个月后，罗夫的客户，威廉·克莱门斯就任德州州长；联邦调查人员承认他们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起诉任何人。
１９８７年２月德州公共安全部的一份内部文件表明，莫尔菲拒绝接受测谎试验，他仍然是嫌疑最大的人。这份文件还提到：“由于所有的调查线索都毫无结果，而且看起来并不太可能会进行任何起诉，所以，建议对这起事件进行结案。”
莫尔菲和罗夫的嫌疑其实是一样大的，但是他的人生道路却与罗夫有着天壤之别。这件事情之后，游侠多种服务公司倒闭了，莫尔菲只好到德州边远地区的小县城，守着一小块农场，勉强糊口。在总统竞选的时候，莫尔菲再次被《达拉斯早报》的记者彼德·斯洛夫问及当年的窃听事件，他再次否认了自己与这件事情有任何牵连。
窃听事件发生一年后的一个夏夜，罗夫曾经透露了一点关于这起事件的一些真实情况。那天，罗夫的老朋友，也是一位政治咨询顾问，约翰·韦佛，邀请罗夫及其夫人达比共进晚餐。韦佛也在克莱门斯的竞选团队工作过，后来克莱门斯当上了州长，所以他和罗夫就转移到别的项目上去了。
当时德州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在共同为一件事情努力，那就是把一个被称为“超导超撞击”的原子武器弄到德州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科研项目，所以派系分歧暂时被搁置在一边。
曾经是怀特的撰稿人的马特·莱昂，和他的朋友帕特里西亚·埃尔弗森也被邀请参加了那天的晚宴。后来，迪尔尼回忆道，那天晚上谈着谈着就谈到了窃听器一事。
很显然，罗夫知道马特曾经为怀特工作过，然后我们就谈到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情。卡尔突然说“是我干的”，而且他非常自豪，好像就在说“我们彻底把你们打败了，是吧？”
埃尔弗森听到这个真相之后，呆坐了很长时间，感到非常震惊，没想到经历了那么多虚假的否认以及对怀特的伤害之后，事情居然会是这个样子。而罗夫，脸上洋溢着笑容，好像这都是他的功劳。迪尔尼想起身就走，但她终于没有那么做。
“我记不得确切的原话是什么了，但是我记得当时我是被震惊了。”她说道，“那种感觉就像有人杀了人，但是在现场留下了证据，因为他们想让警察知道他们干得多么漂亮，而且还以此为荣。就是这种感觉。”
这件事情是罗夫干的，而且他想让我们知道，他还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这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说：“我是个聪明的男孩子吧？”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在问：“难道我不聪明么？这件事不是成了么？让我挠挠你的鼻子吧！”这真是太令人诧异了，我几乎不敢相信。
所有成功人士都容易陷入某些狂热的自我至上的时刻。政治幕僚们常常由于他们工作的性质而甚感矛盾。如果他们的政见有成效，那么功劳也不是他们的，而是他们所服务的候选人的。也许罗夫并没有放置这个窃听器，但是他自己的行为，调查人员的调查结果，以及以上这个闻所未闻的新情节，甚至仅仅是时机的选择，都让罗夫很难与这件事情脱掉干系。
每当罗夫分析自己以往的竞选工作的时候，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运气。他总是很走运。但是他的运气究竟有多少呢？难道真的那么走运，能在竞选辩论的前一天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一个窃听器？没有人能有他那么好的运气了。而且，这件事情的当年，有一部同样关于政治窃听事件的电影上映了，罗夫想让大家都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
卡尔真是走运。
尽管这么些年来开始有人在找罗夫的麻烦，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还是能脱得了干系。罗夫总是说，有些事情发生了，他就利用这些事情来更好地为竞选服务。但是，更可信的说法是，罗夫自己制造了这些事情，然后能让竞选进行得更顺利。他从来没有在窃听事件中遭到公开的指责。但是，除了他，还能有谁“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这可是罗夫自己的标准。
只有卡尔·罗夫了。
卡尔·罗夫始终是最大的嫌疑人，不管他如何为自己申辩。
在罗夫进军白宫的途中，还发生了几件迷雾重重的事情。其中的一些，彻底毁了某些人的仕途，并且改变了德州的政治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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