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渐行渐远，但我们对二十世纪的看法仍源源不断涌出。
二十世纪的中国相当了不起，短短一百年内，红红绿绿、来来回回，经历了好多种社会历史形态。
以往任何一个世纪，哪怕是几个世纪加在一起，都没有二十世纪的变化大。
我生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没见过清王朝覆灭，日本人入侵，国民党败退，共产党反右，但我也亲身赶上不少重要变化。
我见过农民欢呼人民公社的胜利，又欢呼人民公社的解体——用东北话说：“黄了”。农民欢呼胜利的时候交公粮，欢呼解体的时候也交公粮，此外还要交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各种费用。
我见过干部领着工人批判知识分子，批完了没几年又起用知识分子，然后耐心做下岗工人的思想工作。
我听过这样的教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脑子里突然荒诞地冒出另外一句话：“知识青年到美国去，接受美国人民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三十年前我读报刊书籍，那上面大量引用“最高指示”，每一段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必须用黑体字印出来，而“最高指示”周围的其他字用的都是眉目浅淡的普通字体。两相对照，“最高指示”显得特别醒目，特别“高”。后来，就不用黑体字印了，“最高指示”和普通字密切联系，打成了一片。再后来，连引用也不怎么引用了。
小时候按一两个电钮（大多是门铃电钮），就觉得自己与科技亲近得不行。如今玩一会儿电脑，都得在键盘上按一百来个“电钮”，深切感受到高科技在文明古国的迅猛发展。出门遇算命先生，手拿太阳能计算器，说他能用ABCD给老外测八字。
小时候学雷锋，祖国花朵们的日记一个比一个写得革命。长大以后听先进事迹讲演会，惊叹豪言壮语的表达方式几十年一贯制，遂正襟危坐，在记录本上画小人，或默写外语单词。周围的同事发现也不告密，告密领导也不爱听。
当年大家把自由市场说成“黑市”，去那里买一把水萝卜都有负疚感，觉得辜负了某某光荣称号。到了世纪末尾则观念大变，恨不得人人经商，事事交易，给外地人指一回公厕都要收费。
过去冰果三分钱一个，现在三元钱一个。过去毙两个地委干部全国震惊，现在毙一串省级干部大家连眉毛都懒得眨。什么都涨价了。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在商店里很难发现中国货。现在去美国，给亲友买礼物时得格外注意，你所相中的物美价廉的东西，十有八九都印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字样。回国后在地摊发现，许多国货都印着MADE IN 美国或英法德意日的假招牌。
前些年，有幸到国外转一转的中国人常被当成日本人。现在，国外许多高级消费场所的日本人，往往都被误认为中国人。日本人不高兴：我才不是中国人呢。中国人也不高兴：难道我长得就像日本人那么难看？
过去中国留学生一年打一次越洋电话，向父母拜年。现在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是未成年的小留学生，恨不得一天打三次越洋电话，向父母撒娇，爹地妈咪我真的好想你们呕，那个破洗衣机一点不好使，我的脏袜子已经攒一箱子了。
过去大家懵懵懂懂地活着，现在知道了民主、法制、隐私、自由、人权、知情权、私有财产、同性恋、性快乐、性虐待、恐怖主义、全球一体化等许多新的东西，眼界、欲望、勇气、价值观、羞耻心都大不同于以往，时代毕竟进步了。
这么说吧，二十世纪的中国就像是一部伟大而琐碎的百幕戏剧，其中有几十幕是含笑的悲剧，另有几十幕是含泪的喜剧。
百幕戏剧终场，鼓掌，唏嘘，想早点离去，又一步三回头，不忍离去。
二零零二年四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