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没有青春期的青春期
有时候想想，我的人生，好像跳过青春期，直接就要面对长大的磨难。
我是家里的老三，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则是两个弟弟。那时候，爸爸在印制厂当刻板的技工，每个月薪水只有几千块，我们五个小孩一年一个连着出生，爸爸、妈妈被生活的担子压得丝毫没有喘息机会。在我之前，还没有九年一贯教育，国小毕业升国中要联考，结果成绩不好的哥哥、姐姐，没考上公立学校，只能念贵得吓死人的私立中学。家里七口人要吃要用，还要租房子住，如果要再加上供养两个念私立学校的孩子，担子一下又会加重不少。
在那个年代要想赚钱，唱歌似乎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为了减轻爸爸的负担，十二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分担起了家里的重担，跑到西门町唱歌赚钱。
那时候我是现在国宾戏院地下室“国之宾”的驻唱小歌手，唱主秀的大牌红歌星赶场还没来，我就得上场垫垫档，所以每天放学书包一放，爸爸或妈妈就赶着送我去唱歌，穿着夜市买来缀满亮片的衣裳，一唱就唱到晚上十点多。虽然辛苦，不过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块，对家里来说，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收入。
说来奇怪，十几岁应该还是正爱玩的时候，不过我从小就没想过要去哪里玩，满脑子只想要怎样才能让家人过得更好。就算是在有能力赚钱后，我想的是，还要怎样才会更省。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三重市，到台北市的公车一过桥就得两段票，要多加五块钱，为了省那五块钱，我跟爸爸每天从三重走到台北桥才搭公车，晚上收工回家也一样。而爸爸为了顾及我的安全，不论白天多早就要赶去上班，晚上他也一定会来接我回家。
那时候，我最怕你外婆跟我一起去歌厅上班。因为我明明只是个补空档的驻唱小歌星，但是她却偏偏觉得我是大歌星，在很多人面前，她一定要摆出一副维护我的星妈姿态，最常见的是像我们那时候上台前要先写歌单，以免有人唱了重复的歌，如果我那天想唱《我一见你就笑》，结果歌单一送上去，已经有人唱了，我就得改，改一次两次还好，如果改了好几次都不巧跟人撞歌，外婆她一定会生气，还会骂服务员说：“不行，不行!我女儿今天一定要唱这首《我一见你就笑》。那种气氛真是说多尴尬就有多尴尬。
就这样，每天对着台下的老芋仔唱、唱、唱，没多久，我碰到了许仁上老师，如果说我这辈子有什么最要感谢的人，他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圈子资历很深的许老师，游说我加入他的星星综艺团，说要把我训练成当家台柱，以后就跟着他到处巡演，甚至有机会到外国去演。
就这样，国二那年我离开学校，开始白天受训、晚上南北跑场演出的生活，虽然离开家人，可是薪水要比以前多得多，光在台湾唱每个月就能拿很多，如果有机会到外国去，赚的钱还更多。那时每个月一号发薪水的时候，我看着按时来跟我领钱的爸爸，心里总是有说不出的满足，我想，只要看到家人的生活因为我而变好，那可比我自己念大学还开心。
爸爸按时领走我的薪水，我的生活费全靠每天演出时领到多少不等的零用金过日子。晚上唱完回到宿舍，姐姐们都流行吃碗牛肉面来犒赏自己，只有我永远都是一碗阳春面，能加颗卤蛋已经是很奢侈的豪华享受。不过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可怜，更不会为自己感到难过，因为这样一碗小小的温暖，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求之不得的幸福。
这种心情，你们不会懂的。看到你们这一代，普遍都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要什么有什么，我知道你们，一定不知道什么是给的快乐吧。小时候因为家里五个兄弟姐妹中，只有我口齿最伶俐，每次要跟张三李四借钱、要到杂货店赊帐买点日常用品这种差事，永远都落到我的头上。尽管我总是默默承受别人可怜我们，或是鄙视我们的表情，不过心里却是很受不了别人瞧不起我的脸色。当时的我这么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改变。所以从小我就打定主意，只要我有能力，我一定要让家人过好日子。
或许是好人有好报吧，虽然我很小就开始出来工作，不过职场的险恶斗争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歌舞团里三十几个大姐姐都把我当做妹妹看待，大伙都对我很照顾，也没有人会因为我年纪小就欺负我。只是当时谁也没想到，歌舞团一到香港表演后，我就认识了改变我一生的曾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