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却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道：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⑥
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⑦
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
这里有一点有趣的联系，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试看下表：
如果我们再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证明，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确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过共同的战斗。⑧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⑨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并且尖锐抨击孔丘，指出：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⑩胡适已经明确认识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正表现出了五四时代“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这篇《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而据现在所见的材料，胡适这篇文章，大约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
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
他说的确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水浒传》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水浒传》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正好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呢!
①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后收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版注）
②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连载于《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号(同年9月1日出版)。
③ 陈独秀的这几篇文章，分别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3号、4号及第3卷第6号。另有《袁世凯复活》及《再论孔教问题》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和第5号。此处引文见《复辟与尊孔》一文。
④ 《贞操问题》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报载的烈妇烈女事均见胡适此文。
⑤ 《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论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系书信，当时未发表。后来三篇一并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三版注）
⑥ 《我的儿子》一诗，原载《每周评论》第33号，“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