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亚东版，第1137页)
④ 《藏晖室札记》中记胡适与陈衡哲通信会面情形多处，摘引数则，以见其亲密谐趣之一斑。
1916年10月23日记“答陈衡哲女士”一则，云：
女士答吾征文书曰：“‘我诗君文两无敌’(此适赠叔永诗中语)，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吾答书有“细读来书颇有酸味”之语。女士答云，“请先生此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吾因以此寄之。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声明读几遭?(上海亚东版，第1037～1038页)
同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又“寄陈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记“陈女士答书”曰：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答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上海亚东版，第1045～1046页。)
1917年4月11日，追记与陈衡哲初次见面情形：
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5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40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上海亚东版，第1125页。)
1934年4月20日出版的《十日谈》第26期上，有一“文坛画虎录”专栏，发表“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一文，中说：
当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我们五四运动的健将胡适先生同时在美国留学，彼此以都是中国留学生，相见的机会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给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结为永久伴侣，但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对于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绝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识趣吗?但是我们那里知道胡先生是还另有一番苦衷。(中叙胡适已订婚事，略)……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任叔永与陈衡哲读了这篇文章，很生气，拿了去找胡适；胡适读了也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十日谈》编辑先生，提出抗议，并要求“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胡适的这封信，是8月13日写的，信稿草就以后，又送给任陈二位看过，经研究并“添注”了意见，再送回胡适“亲笔抄写”过，又送任陈“再读一遍”，方才寄出，载《十日谈》第39期(1934年8月30日出版)。信中批驳“象恭”文章，第三项说：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沌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十日谈》虽然登载了《胡适之来函抗议》的信，在“编者案”中也向任、陈、胡三人“告罪”了，但断然否认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而且用“没有这种事实，也是可能的”这样含胡语气，言外之意，好像仍不能信其无。以后，关于胡适与陈衡哲的故事，便成为文坛好事者传说猜测的一件“疑案”。
陈衡哲(1893—1976)，笔名莎菲，江苏武进人，留美攻历史，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
⑤ 《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二 题室中读书图寄禹臣近仁冬秀”(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页。
⑥ 《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三 得家中照片题诗”(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250页。此诗又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民元号)“新大陆诗选”
栏，题为“出门一首”。
赵女瑟，秦人缶，事见汉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后世借以写田家之乐。
⑦ 见《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所引为该诗第3节。（三版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