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⑦
袁世凯的窃国、称帝、破产、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挣扎。它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么多吹鼓手，有那么多人为他抬轿子，有那么多人上表劝进，这就向人民昭示，专制主义在一些人当中还是
有市场的，不可能一时消除干净。然而，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是民主共和；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袁世凯便是活的和死的见证!
胡适也通过袁氏之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他犹念念不忘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认为“袁氏之卖康梁，其罪真不可胜诛”。如果当年袁氏不向慈禧太后、荣禄告密，戊戌政变不致推翻，“则20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了。
正是因为这一点，胡适方说“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然而，胡适这时眼界比过去开阔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给他脑子里灌输的民主共和思想更多了。他想到，20年前的戊戌维新即使成功，也只是君主立宪，不能有“根本的解决”；必然保留清朝帝室、贵族及官僚政治，结果必然是“一种皮毛的新政，暂时的治安，而共和之运动反为阻滞”，革命终不可避免。20年来国内历史的进程，又使胡适看到：
徒以戊戌失败之故，此20年中中国之进步，皆起于下而非出于上。其结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数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满清亦同归于尽，今之官僚派余孽似亦有摧灭之势；则虽谓吾国政体问题已有几分根本的解决可也。而此几分根本的解决，皆戊戌失败之赐也。⑧
这“根本的解决”，说明胡适的思想认识有了一点进步，他不再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全记在梁启超名下了，他似乎从康梁的改良主义藩篱中移动腿脚，向革命迈出了小半步。
①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10月12日至30日日记。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1～86页。
② 见《胡适研究丛录》，颜振吾编，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5页。
③ 《藏晖室札记》卷一，1912年11月10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2页。
④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二，1912年11月19日、21日、22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0～127页。
⑤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三“二六 非驴非马之大总统命令”(1914年1月23日)，上海亚东版，第162至163页；卷七“三八 袁氏尊孔令”(1914年11月16日)，上海亚东版，第468～470页。
⑥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一“六 论袁世凯将称帝”及“二O 辟古德诺谬论”，见上海东亚版，第741～748页、768页。《望》月刊(The Outlook)，胡适原译纽约《外观报》。此处引文见“六 论袁世凯将称帝”所附之《China and Demecracy》(《中国与民主》)，中译文曾得武汉大学英文系李子彬教授校订。
⑦ 《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三 死矣袁世凯”(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6～927页。
⑧ 《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四 论戊戌维新之失败于中国不为无利”(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