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凤高《呻吟中的思索》
山东画报出版社
撒旦的苹果很芬芳
作者职业多半与医学相关，他的几本书都在文学、医学的结合处找到空白与遗忘。
作者在《万象》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假死药》的文章，也与医学沾边。文章从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中的“假死药”说起即牧师让朱丽叶喝下的那瓶“汁液”，作者就此考证关于“假死药”，其实不是子虚乌有，而是真有，而所谓“假死药”即曼佗罗。
曼佗罗是一种双子叶植物，大多生长在南欧，尤其是地中海环境喜玛拉雅山地区。其外表为长达一英尺的暗绿色叶子，开黄绿色或紫红色的铃状小花，果色橘红，属浆果，味道近似苹果。其根部硕大，外形有时似人，类似人参。所以，在巫术的解释中，它甚至有雌雄之分。欧洲民间也有很多关于曼佗罗的传说，普遍相信这种植物有一种神秘力量。从其药用名称如“假死药”，“催情药”，“催眠药”，“止疼药”，“麻醉剂”等可以看出这一点。现代化学研究证明，曼佗罗根部含有一种属于颠茄类的生物碱，有局部麻醉的作用。
曼佗罗别名很多，多从形容的角度命名。如撒旦的苹果（Satan'sapple）、魔王的蜡烛（DevilofCandle）、喀耳刻的作物（Ciece'splant）、精灵的灯笼（LampofElves）……这些命名中也各有其民间传说背景。
余世存《黄昏的缤纷》
上海三联书店
地下思想工作者
作者很像一个思想的描述者。这个身份是我自己的一个杜撰。我的意思是说，余的写作，至少从本书看，大都为思想的绵延、滋生、攀援、裂变、起伏、腾跃……余的文字成为“思想”不断膨胀、紧缩、高扬或低徊的一种线索。透过其滞涩凝重或辗转迂回，读者可能看清其思想质地的清澈、清晰乃至清冽……书中引用到穆旦的诗句：“爱着是困难的，你必须打开一扇门……”其实，如此诗句，也像是描述“思想”本身在荒野或闹市逡巡时的行状：动荡着，骚乱着，艰难着，匍匐着……同时，低声吟唱。
约翰·拉贝《拉贝日记》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时尚俘获一切
说实话，本书被称为“日记”太沉重。而称其为“历史”，又实在是一个残酷的迟到！一位高人说，公正迟到了就没有公正。当然，面对失忆症患者，迟到的公正至少可能唤醒失忆？
坦率说，约翰·拉贝其人其事镶嵌在被越来越多的绯闻和隐私充斥的阅读空间中，确是意外。意外之外是对诸多无法逃避的责任依旧难于期待。反观那些毛毛雨一样的绯闻和口香糖一样的私情，让人耽心：良心其实早已成为时尚的俘虏?
约翰·托兰《历史捕影》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戏剧家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他们处理素材的角度不一样
作者少年时代的梦想其实是做一名戏剧家。如此梦想终结于何时，没人知道。
四十岁后，作者转而研究历史。他不是学历史的，可却拥有很多历史学家欠缺的勇敢与任性——他不介意被指责为“轻信”或“缺乏批判精神”，一路任性而来。本书即他八十四岁时所作。在本书中苍茫往事被作者穿插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中，温和而传奇。一场历史活剧在冷静注视后被娓娓道出，无惊奇，有惊喜。
书中第三卷陈述作者写作《阿道夫·希特勒》一书的前后琐屑。为写该书，作者先学习德语，随后走遍希特勒青年时代生活的各个地方，逐一访问与希特勒有关的各色人等——政客，武官，营养师，侍卫，甚至他的敌人。作者不辞辛苦，一次次往返于美德之间，寻找各种线索，核证各种传闻，写出该书。
该书澄清很多传言。很多先前广泛流传的“新闻”与真相其实大相径庭。比如，作者采访证实，希特勒并非只有一个睾丸。再比如，希特勒最早的人生理想是做一名医生，而不是一位政治家……等等。“生活”本身那种流畅、平凡的情状被作者移植到自己的历史记录中。当几乎所有小说都变得令人不忍卒读时，看约翰·托兰笔下的种种详实与真切，反倒倍感实在。正如译者王毅说：“比起以某种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来采写、评说历史的人来说，托兰这样的作家，反而可能具有更真挚、更内在、更为宽广和坚实的道德感和评判立场。”
张立宪《记忆碎片》
南海出版公司
那里的泪水也曾杀疼我的伤口
表达自己时更多需要的不是技巧，而是智商。我知道，前面这个句子有问题——在很多时候，“技巧”与“智商”是两个相互交叉的概念。但我坚持这么说，也不是全不讲理：“朋友们，羊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这个在二○○四年大年初一被广泛传诵的“主持人语”从声音表达技巧上说几无破绽，但它在智慧、智商、智力等环节上确已大丢其分。在本书中，我没看见什么“技巧”，可透过书中诸如“这部片子，哭点很多”（P107）、“他胸前的军挎里，硬硬地横亘着一盘毛片”（P68）、“朋友，在我死后，如果是你来处理我的遗像，一定记着，除了这张肉包骨头的脸，还要把我身后的那个书架也取进画框”（P232）之类的句子，不难看见了一个身在新世纪饭局酒吧、神游80年代的“见招拆招”。其人一言难尽，而其文字却真真朴素、由衷，文笔针脚匀细而外，歌唱之情亦十足饱满。其实，以如许滥俗之词描述我的读后感，也是不得已。面对该书，我忽惊自己其实无论“技巧”还是“智商”，均已存货不多。是后话。
表达自己时更多需要的不是回忆，而是记忆。“回忆”这事儿一般不靠谱。每次想到“它”
，我总会短路到“想当年兄弟我在英国时”之类的语境。其实，我也是在记者生活行将结束时才忽然明白这个道理。总结我短暂狼狈的记者生活，我发现，其实，采访时尽管我笔记、录音乃至摄像一个不少，但最终该记住的永远不忘，而记不住的，录多长的音，摄多长的像，也没用。所以，以此而论，本书作者可谓记忆超群。在本书中，他开列出“麻将”、“校园”、“打架”、“评书”、“电影”、“买碟”、“电脑”、“读书”等诸多关键词，并以此为由开始了他自己洋洋洒洒的“记忆游行”——我自创“记忆游行”一词而非“记忆打捞”熟词，是想说，对作者而言，写作本书是一种“饱满”的释放——如此“饱满”保证了作者的记忆呈现既话唠无比，也扎实无比。显著的证明是书中“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一篇。这个全书中最长的“碎片”仅“结束语”张就写了三个。
在这里，“话唠”和“扎实”一样，用其褒义。在我看来，一个不“话唠”的记忆，多半像我自己关于“打架”的记忆，确如张之所谓“像六岁就开始睡童养媳的阔少一样，不具有实质内容（P242）”……顺便说一句，张关于“打架”那一节我看得无比认真且无比惭愧。我发现，我在少年时代居然很少打架，有限的几次，也是被人摁在脚下一败涂地。我“记忆”
向来缺少张“记忆”之力量感，多半与此有关？
表达自己时更多需要的不是狗性，而是狼性。我一直认为，一个性情健全的人应如“狼狗”
一条，而非单纯的“狼”或单纯的“狗”——单纯“狼”失之粗鄙，而单纯“狗”则失之滥情。不过，假使是复现“记忆”，尤其写字作文，我倒一向主张索性断其一指，凸现“狼”
性。以我之见，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代人，其“标志性记忆”常常并非那些柔软、温和直至深情款款的部分，而是相反。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层面，当年老托才用嘹亮的嗓音喊出“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句豪言。而文前“记忆游行”云云，亦出于此意。说得更直接，那就是，要么不写，要写，就往狠了去好了。否则，在在丰衣足食温情脉脉青春美好岁月无忧趁莺歌燕舞让我们荡起双桨，一个人乃至一代人的“胎记”
也便漫漶迷离，混迹于模式化所谓“公共记忆”之中，并最终成为一个马马乎乎的虚构。这样一想，我忽然发现，我在书中看见的，其实是一列浩浩荡荡、挤挤挨挨、畅畅快快“游行”中的“记忆”：那里的汗水曾打湿我的青春，那里的泪水也曾杀疼我的伤口……而那逶迤前行队列中狼嚎般忽高忽低的呐喊或口号，我有陌生，也有亲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