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麦格拉斯《20世纪的书》
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冒犯常怀更深爱意
从《20世纪的书》一书背后，我再次明白那个事实：书评写作是个倒霉行当。
如此念头自产生之日至今已是深入骨髓。就算阅读《20世纪的书》这样的宏篇巨制，也依旧难于改变……
但稍有松动的是，我发现，就算它果真就是个倒霉行当，假使真就无视、不屑万众一心所谓投入产出比、性能价格比，书评写作会成为一次又一次冒犯实验：“赞美”是对自我的冒犯，而“怀疑”则是对作者的冒犯——此二者无论哪一种，都足够刺激。
当一个人的精神弯下腰来，匍匐在灰蒙蒙字、句、段落之间，那便是一个精神向另一个精神的致敬——我的感想是，“冒犯”常怀更深爱意。
难就难在任何书评同时都多少带有“解说”之责——可其实，它几乎不可能。将“不可能”
操作为一种勉强可能，姿势或腔调、声音或音量，有时甚至比最切肤的感受还重要——所以有人早就说：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
一九一二年，书评人Fyodor Dostoyevsky读毕《卡拉玛佐夫兄弟》，称陀斯妥耶夫斯基为“自暴自弃的知识分子的缩影”；
一九二○年，书评人史密斯·伊利·杰里夫（医生）读毕《精神分析通论》，称弗洛依德为“梦的巫师”；
一九五八年，书评人伊丽沙白·珍妮维读毕《洛丽塔》，称纳博科夫为“一名被宠坏的诗人转为业余的文学批评家”；
一九八四年，书评人多克托洛读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称米兰·昆德拉是一个头脑一流的捷克历史的牺牲者……
这些“格言”般的结论当非“举手之劳”……它们多半是两颗灵魂相互冒犯后留下的痕迹？
车前子《偏看见》
北岳文艺出版社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车前子好久不写诗。与之平衡，随笔写作日渐其多。尽管我常读各路才俊撰写的“书评文集”，并有记录阅读心得、以换醋钱的恶习，但读到车在《偏看见》后记所说“书评文字其实已是书的儿子”一语，仍深有同感——我知道，依照如此“辈份”切割，我的很多文字已被归如“孙辈”。
《偏看见》一书二十万字上下，主要收入车前子读书随笔近数十篇。很多书我是从老车文字中得知、得见。车的读书随笔行云流水，闲散无拘，是表象，而其内里，多有点穴之准——比如，说到陈丹燕，车用到“倦怠”二字，说到林白，车则选择“不安”二字——以此类推，说到沈从文，车说“缄默”，说到洛卡尔，车用“激情”二字……在我看来，看似漫不经心的车行文至关键之处便总有关键二字脱口而出，是洞彻。
书中有两处车放怀抒发对《锦灰堆》的感想。言及文化顽童王世襄，车用到两个字：“赈灾”——车原话说，“王世襄先生是发救济粮的，几十年下来，我们被剥夺得最多的是世俗的乐趣与生活情趣，所以，与其说我们匮乏灵魂的拷问和形而上关怀，不如说我们匮乏世俗的乐趣与生活的情趣（P209）”……我在这廖廖数语的精准中忽然看见尖锐。
陈刚《三只耳朵听音乐》
百花文艺出版社
让他随他所听到的旋律走，无论快慢或远近
丛书各册作者，大都为非专业。陈刚（《三只耳朵听音乐》），作曲家，吴冠中（《美与丑》），画家，陈从周（《惟有园林》），园林专家……其余如熊秉明（《看蒙娜丽莎看》，算杂家，萧关鸿（《永恒的诱惑》），编辑家——唯一一位是冯骥才（《浪漫的灵魂》）——作家。作家多半是要写散文的。
非专业散文作者写散文，通常不再有职业文人的那种职业呻吟、职业酸腐——他们的优势刚好不在那种职业文人很难企及的专业技能或常识上——撰写《看蒙娜丽莎看》的熊秉明，即一位在多种艺术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三联书店曾出版过他的《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一书。该书被视为开启了解罗丹最佳路径。
或许，要想开启随笔、散文新境界、新天地，先就改变散文、随笔作者身份的一元格局？如此假想来自我向来热衷的一句口号：保持业余身份，交出专业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