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座位上继续说，“你还记得吗，罗宾，你打电话到监狱，你母亲问你，是不是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警方？”“记得。”“但是你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警方。你没有告诉他们是你杀了季米。”“我没这么说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杀季米。”罗宾的声音充满委屈。“你没有杀他？你甚至没有和他争吵？你对检察长说，”伊芮·安鲁斯用手指朝比尔·班迪的方向晃了晃，“是你的母亲杀了季米，他们于是不再追究，放你一马。而你呢，也可以自由自在，照常过你的日子。这就是他们许下的诺言？”“不是的，先生，他们没有许下任何诺言。”“你从未去探过监，你完完全全地抛弃了你的母亲。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将如此重大的秘密保守了两年？”“因为我想保护我的母亲。”“不对吧，是你的母亲在保护你。请你告诉我，哪一次你遇到麻烦她没有帮助过你？譬如，在你因盗窃被拘捕……”比尔·班迪跳将起来：“我抗议！法官大人，此事与本案无关！”“布兰逊先生的犯罪记录和可信度不可能与本案无关！”伊芮·安鲁斯反驳道。法官否决了公诉人的抗议，比尔·班迪一肚子的不服气。
伊芮自己的可信度才是值得怀疑的。他当年曾是罗宾盗窃案的辩护律师，对罗宾的情况了如指掌，但这一切都应受到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协议的约束，他怎么可以随意将此公诸于众，并且用来攻击他的前委托人？伊芮又朝证人席走去：“栽赃他人是最容易的，尤其是栽赃你的母亲。她一直对你很好，是吗？”“在此之前，是的。”“那她现在又怎么你了？”“她说谎。明明是她杀了季米，非要说是我。”“如果有朝一日，她也站在这证人席上作证，你觉得如何？”罗宾无语。“事实上，是你和季米发生了争执，是你向他的后脑勺开了枪，是你把他埋在了井式花坛底下，然后你又跑到这里来诬陷你的母亲。告诉我，罗宾，你能不能找到任何一位证人，证明你没有做过这些事？”“找不到，先生，那天晚上没有任何其他目击者在场，除非她自己坦白。”“放心吧，小伙子，她就是目击者。我保证她会把一切都从实供出的。”
第二天，贝蒂的三女儿雪莉·泰格纳作为公诉方的证人出庭。她在证人席上讲述了她所知道的季米被害的前后，从案发前数日，她在电话上拒绝贝蒂让她帮忙的要求，到案发当晚，她的前夫乔迪·辛普森开车送她去贝蒂家，每一个细节都与她弟弟罗宾的证词相互印证。然后，伊芮·安鲁斯又开始了他的交叉提问：“你不喜欢季米·彼茨，对吧？”“不对，我们都和他相处得很好，他是我们所有继父中最好的一个。”“刚才你说，你和你的母亲同谋杀人，对吧？”“不对。我是说，我母亲和我谈起她要杀季米，我告诉她我不想参与，请她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你吸毒相当厉害，有时候神志不清，有时候失去记忆，是吗？”“曾经是。我已经戒毒戒酒了，现在我只喝百威啤酒。”“你被控同谋杀人罪，保释金高达100万美元，有这回事吗？”“有的。”“你是如何出狱的？”“本来我被起诉双命谋杀罪，后来季米的案子撤诉，保释金降到5000美元。”“才5000美元！他们是不是对你说，只要你提供如此这般的证词，就可以减免你的保释金？”“没有，是我自己决定出庭作证的。”“我听说吸毒的人经常产生幻觉。”“我说过，我已经戒毒了。”下一位证人叫乔纪·契尼，笔迹专家，曾就职于联邦经济情报局，现在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工作。经过仔细地对照鉴定，乔纪·契尼认为，捷西潘尼人寿保险申请表上和贝蒂在出售汽艇时所使用的委托授权书上的季米的签字，皆贝蒂所为。轮到伊芮·安鲁斯交叉取证：“你说你曾就职于中央情报局？”“不，是联邦经济情报局。”“他们花了多少钱雇你来这儿作证？”“500美元。但那并不是我们价目表上的数额。我们的收费通常比这要高。”“500美元。所以你是为钱而来的？”乔纪·契尼皱皱眉。“在你鉴定过的笔迹中，你从来没有出过错？”“至少我自己并不知道。”“你真的从不出错？”“就算有，也没人告诉过我。”“你经常出庭作证？”“大约60多次。”“你曾经在中央情报局里干过，你是从大城市达拉斯请来的，你从未出过差错。很好！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彼茨夫人根本就无意否认她曾在这些文件上签署了她丈夫的名字，所以，也就根本用不着你大驾光临，在这里作什么证，你会怎么想？”伊芮·安鲁斯是在暗示，公诉方聘请了一位不必要的证人，这同时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证人的侮辱。
比尔·班迪当即提出抗议，法官杰克·荷兰要求伊芮·安鲁斯马上道歉。这天早晨开庭之前，一位来自达拉斯的证人手捧一只棕色纸箱走进法庭大楼，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和猜测。很快便有传言说，此人乃达拉斯警署首席法医乔思·派狄博士，那只箱子里装的是季米·彼茨的头颅。确实如此，为防万一照片上的细节不够清楚，乔思·派狄带来了季米的颅骨。待派狄博士向陪审员们讲述了他如何利用X光、牙医病历等资料确定死者的身份后，公诉人比尔·班迪问道：“所以，你就是为季米·彼茨验尸的法医？”“如果你一定要管那叫做验尸的话。实际上，他们交给我的只是一堆骨头。”派狄博士拿起几张放大的残骸照片，指点出四处粉碎性骨裂：胸部、两只眼睛的上方和后脑部。前三处皆为明显的弹孔，即，呈比较规则的圆形，但后脑部的伤口却并非如此。伊芮·安鲁斯交叉提问：“你能否从那堆骨头推断出是谁杀害了季米？”“当然不能。”“后脑部骨裂有无可能不是枪伤，而是与另一个人打斗所致？”“有可能。”法庭上一片窃窃私语。若果真如此，那整个案情就完全改变了。公诉方决定重新取证：“派狄博士，那处后脑部骨裂可不可能是在挖掘的时候被金属工具碰击而成？”“不可能。骨裂是在受害者死亡时造成的，而非尸体腐烂以后才有的。”“有没有可能子弹从前额射入，穿过整个头部，再从后脑出来？”“从伤口遭受打击的方向看，不可能。”比尔·班迪的脑子飞快地转动，他猛然忆起那辆房车门口的台阶。“派狄博士，这会不会是在尸体被拖下台阶时造成的？”“非常可能。”比尔倒在自己的座椅上。
他想，其实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季米显而易见是死于枪伤。亚伦·琼斯是警官学校的枪械学教官。他在证人席上告诉法庭，从两具尸体埋葬处找到的子弹都同是列明顿公司出品的一种特殊型号点三八口径半壳空尖弹。根据弹壳表面的纹路分析，发射出这些子弹的枪管内应有六道沟槽，而且子弹出膛时向左旋转。琼斯教官拿出一张从贝蒂家中搜到的点三八口径自动左轮手枪的照片，向陪审员们解释说，用该枪进行试验射击的结果表明，试验子弹弹壳上的螺旋纹与现场发现的子弹一致。“所以你认为，致季米死命的那些子弹都是出自这把枪的枪膛？”比尔·班迪问。“完全可能。但是由于长期埋在地底下，金属表面已被严重氧化，所以我不能百分之百地说‘是’。”伊芮·安鲁斯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在交叉提问时藉此大作文章：“你不能断言这些子弹一定是从那把手枪里射出的？”“不能。”“所以事实上，根据你的经验，你对你前面所讲的一切，没有一样可以下肯定性的结论？”“没有。”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贝蒂所拥有的点三八口径自动左轮手枪是本案的凶器或作案工具。公诉方还传唤了里克·鲁斯、迈可·奥伯林、斐丽·科尔曼等等，他们的最后一名证人是来自迦兰的希拉莉·本顿。她说1984年12月24日，她从这位女士——希拉莉指指被告席上的贝蒂——手里买下了一艘19英尺格拉斯特朗汽艇。“你当时是否知道彼茨先生已经失踪？”比尔·班迪问。“不知道。”“你带着这张船契去公证处作了公证？”“是的，因为她有委托授权书。”“你是否知道，当授权人死亡或失踪后，委托授权书自行作废？”“不知道。”“所以你假定，整个手续都是合法的？”“我没有细看那些文件。这笔买卖很划算，她只要了市价的一半，又有委托授权书和其他法律文件，我当时以为是合法的。”开庭以来第一次，伊芮·安鲁斯没有作交叉提问。轮到被告方的证人出场了。第一位，费怡·列恩，贝蒂的大女儿。和那次摸底性听证时一样，费怡声称她对所有的一切都不知情。“你是否知道有关保险金的事？”伊芮·安鲁斯问道。“我知道季米有一些保险金，受益人是我母亲，但她从来就没有打算要那些钱。”“你与季米关系如何？”“我很喜欢他，虽然我们只接触过五六次。他对我的母亲很好。他们从不争吵打架。”“公诉人班迪先生找你谈过话吗？”“没有。只有里克·鲁斯和迈可·奥伯林找过我。”“你认为你的弟弟罗宾·布兰逊有没有可能杀人？”比尔·班迪起身抗议。伊芮换了一种问法：“你认为罗宾对你很诚实吗？”“我一直都很信任他，但他没有跟我讲起过任何与本案有关的事。”“那你的妹妹雪莉·泰格纳呢？她患有失忆症吗？”“只有在她喝醉酒的时候。”“她吸毒吗？”“她已经戒掉了。”“你每周两次去监狱探望你的母亲？”“是的。”看来费怡决不会说出于贝蒂不利的话，比尔·班迪放弃了交叉取证。在征得罗勃特·布兰逊先生的同意后，他和贝蒂的小儿子波比被带到证人席上。在得克萨斯州，法律规定21岁以下属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必须有监护人的许可。伊芮·安鲁斯开始询问一些贝蒂和季米从弗吉尼亚老家回来以后发生的事。波比说：“罗宾弄坏了摩托车和其他东西，私自驾驶季米的汽艇和妈妈的卡车，还辞掉了加油站的工作……”“彼茨先生很生气，是吗？”“是的。”“罗宾呢？”“有一点点。”“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是的。”比尔·班迪交叉取证：“罗宾与季米关系如何？”“挺好的，但有时候吵架。”“你和季米吵架吗？”“不。但我有时也和罗宾吵。罗宾的个头儿很高，有时候他会对我动手。”“他跟季米动过手吗？”“没有。”伊芮·安鲁斯的下一位证人着实让陪审团大开眼界。与其他人保守、正式、整洁而略带拘谨的衣着相反，雷·邦穿一件皱巴巴的衬衫，长统靴上沾满污泥，牛仔裤又显得太紧绷。后来一位记者在报道中形容他，“像是刚从马背上摔下来。”伊芮·安鲁斯问：“你认识彼茨夫人？”“对。”“你们同居过？”“一年。”“你因何罪被判刑？”“杀人。”“你还记得你来过我的办公室吗？”“我去过好几次。”“我是说，关于彼茨夫人的案子。”“哦，那一次。我告诉你她的孩子们跟我讲过的事，我说这个女人决不会杀人。”“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和她处了一年，她对我很好，就凭这一点。其余的我都不知道。”“你曾经和她的一个儿子发生冲突，讲讲怎么回事。”“波比跟他的朋友在园子里比赛骑摩托车，我叫他们滚到外面去骑，我说他妈妈回来知道了准会发火的。”“他们听吗？”“根本就不理我。我说下次他们要是看见我的卡车停在这里，最好躲开，因为那说明我在这里。大概他的朋友听了这话不乐意，好家伙，掏出枪来就打。过一会儿，波比也双手提着枪从房车里冲出来。”“于是你就躲到林子里去了？”“那你说怎么办？保释期间不能动枪，但我也不至于傻等在那里挨枪子儿吧。”“他朝你开了几枪？”“闹不清楚。他打瘪了三只轮胎，车身上还有七八个枪眼。我不知道一共开了几枪。”“后来呢？”“警察过来把我带到阿灵顿一个朋友家里。”伊芮点点头：“你因为那位朋友卡车里的一支枪而被捕，告诉我们怎么回事。”“我在阿灵顿被捕，后来鲁斯探长过去把我带回到这里。”“你在牢里蹲了两天，然后你是怎么出来的？”“基纳德·奥勃莱特替我交了保释金。我们有40多年的交情。”“那以后，你有没有和里克·鲁斯说过什么？”“我从曼斯菲尔德一家小杂货铺里给他打过电话。”“当时彼茨夫人和你在一起？”“是的。”“里克·鲁斯想知道什么？”“他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走哪条路。”“你有没有告诉他你们开的什么样的车？”“用不着，他知道。”“你给里克·鲁斯打过几次电话？”“记不得了。”“三次还是四次？”“我不知道。”雷·邦已经不耐烦了，他的嗓门越提越高，就像在跟人吵架。他对律师的话有时候答非所问，有时候又自己冷不丁儿冒出几句不相干的话来。比如现在，“你的办公室打电话到基纳德家里，给他留了一个号码，说是要我打电话去监狱。”“你记错了。”伊芮摇摇头。“我怎么会记错？”“如果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基纳德的地址和电话，你会觉得奇怪吗？”“不奇怪，伊芮。我永远也搞不清楚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但是我知道基纳德是做房地产的，他的电话号码总是登在报纸的广告栏里。”伊芮无心跟雷·邦纠缠，便以进为退，抛出另一个问题：“你知道季米的事吗？”“没听说过。我读了报纸才知道他被杀了。”“得，我们再回到曼斯菲尔德。里克·鲁斯想知道你们的行踪，对吗？”“他想知道贝蒂的行踪。”“你挂掉电话后多久彼茨夫人被捕？”雷·邦想了一阵：“半个钟头。”“当他们逮捕彼茨夫人时，是否也逮捕了你？”“他们先铐了我，后来又放了。”“彼茨夫人入狱后，你打过电话给她？”“对。”“你们都谈了些什么？”“这跟你没关系。”“我恐怕这跟法院和陪审团有关系。”“我们谈了这个案子。”雷·邦很不情愿地说。两个人又吵起来了，雷·邦拒不回答伊芮的某些提问。不得已，法官杰克·荷兰只得出面干涉。“你在监狱里关押过多久？”伊芮·安鲁斯的最后一个问题。“七八年。”雷·邦回答。伊芮疲惫地挥挥手，把证人移交给公诉方。比尔·班迪拿起几张照片：“你知道这些地方吗？”雷·邦一一看过：“井式花坛……贮藏室……房车……”“请告诉我，谁侍弄井式花坛的花草？”“贝蒂。”“她也自己剪草坪吗？”“她从来不让人家动她的园子。”“你住在那里的时候，知道园子里埋了两个人吗？”“不知道。”伊芮·安鲁斯终于恢复过来了。他问雷·邦：“你当时是否知道，或彼茨夫人是否告诉过你，罗宾·布兰逊杀害了季米·彼茨？”“不知道。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事。”“她也没有告诉过你她曾经杀了什么人？”“没有。”正如伊芮·安鲁斯对罗宾许下的诺言，贝蒂·彼茨在星期三下午走上了证人席。坐定之后，贝蒂以她惯常的神态对伊芮·安鲁斯羞涩地笑了笑，又朝陪审团点点头。伊芮关照贝蒂道：“请你讲话时大点声，让大家都能听见。”“好的。”贝蒂柔声地说。“你以前有没有触犯过法律？”“从来没有过。”“你恐怕应该稍微讲一讲那桩被撤诉的案子，关于你的一位丈夫。”伊芮提醒一句。“好的。我的第二位丈夫叫比利·约克·朗恩。他亲口对法官说，我用枪打伤他都是他的过错，所以法庭改判我‘行为不端’，罚款100美元，外加50美元手续费。”伊芮引导贝蒂重复了一遍他们去弗吉尼亚及回来以后发生的事。伊芮问：“如果我说季米·彼茨在雪松湖失踪，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错的。”“为什么？”贝蒂细细地讲述了季米在1983年8月5日晚的行踪，他去了什么地方、跟谁说过些什么话等等。“我们驾船去加油站加油。季米对我说，这条汽艇他一直保养得非常好，现在被罗宾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们就回家看电视，然后就准备睡觉。”“你们是睡在同一间卧室里吗？”“是的。但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睡成觉。”“为什么？”“季米躺下后，我出去把狗牵回厨房。我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这样做。等我回到客厅，罗宾从外面骑自行车回来了。”“你是说你的大儿子？”“对。季米听见他回来了。季米那天喝了一天的酒，他醉得很厉害，而且很生气。”“罗宾进屋以后，季米做了些什么？”“季米起身来到客厅，说罗宾，你是不是把工作辞掉了。罗宾说是的。季米就开始数落罗宾开了他的汽艇，把摩托车撞坏了，还有我的卡车，四个轮胎全瘪了，车上到处都是泥。家里也乱七八糟的，季米珍藏的钱币被扔得到处都是。我劝季米安静一下，等明天再说。季米回到卧室，罗宾去了卫生间。等罗宾出来时，我听见他俩打起来了。我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在卧室里打起来了，声音很大。”伊芮大声重复一遍，好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他们在相互叫骂。我正准备往卧室走，就听见了一声枪响。”贝蒂开始抹眼泪，很响地擤鼻涕，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巾。“你听见一声还是几声枪响？”“我就记得听见一声。”“后来呢？”“我到了卧室，看见季米躺在地上，罗宾站在门口。我一下子就跪倒在季米身旁。”“罗宾的手里有枪吗？”“没有，但是后来我找到一支。”“是像这样的吗？”伊芮拿起物证台上那张点三八口径自动左轮手枪的照片。“你们是不是有两支像这样的手枪？”“我们一共有三支。”“季米躺在地上是什么姿势？比方说，脸朝下吗？”“他是侧身躺着，头上在流血，还有好多好多的血从嘴里冒出来。我抓过一条床单，我不太记得什么睡袋，只记得抓起一条床单。我坐在季米身边的地上。罗宾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要我帮助他。”“你有没有和季米说过什么？”“我紧紧地搂着季米，告诉他我打算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相信如果季米现在在这里，如果季米现在能看见我，他一定会说他理解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帮助罗宾。”“你为什么没有别的选择？”“我一直觉得欠了罗宾。记得罗宾八岁那年，我送他去他父亲和继母家，他眼巴巴地望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说很快。其实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一直长到了18岁才又回到我的身边。”贝蒂以下的证词和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的相差无几——她让罗宾出去找波比，又打电话给雪莉等等。贝蒂只是巧妙地将细节重新编排，使之符合她的故事。伊芮说：“咱们还没说完卧室里的事。你把床单盖在了彼茨先生身上？”“我把床单盖在季米身上。当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时，发现了那把枪。我捡起枪放进了床头柜里。”“当罗宾回来的时候，季米的尸体在哪里？”“还在卧室里。”接下来，伊芮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问：“罗宾看到了季米的尸体吗？”倘若是罗宾杀了季米，他一定看见过季米的尸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