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她在办公桌上对着化妆镜对自己很快地说了几句鼓气的话，然后就上法庭去解决一桩很小的案子，下周五开庭审理。如果继续担任“丘比特”案件的公诉人，她就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钱伯斯医生说得对——她在办理这件案子的过程中也许会碰到很多情景，骤然让她回忆起1988年6月30日的夜晚。她已经为此受够了苦，每次胃里都翻江倒海想要吐出来。最可怕的梦魇已经回来了。如果她不控制住自己，又有什么事将会发生呢？精神又一次彻底崩溃？又将回到墙四周设置软垫的病房，接受高强度的心理治疗？
关键就是能不能控制住自己。她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和情绪，保持冷静和低调，为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这次绝对不能再让他得逞，这次绝对不能再让他逍遥法外。
从法庭上下来，她就直接去了医疗检测办公室会见内尔森，以再次检查了一遍安娜·普那多的尸体。尸体被发现的当天晚上，她已经见过了，但是她还想亲眼看看针眼部位，察看被输入药物的静脉位置。星期一，普那多就要下葬了，她的家人想把她的尸体修复，星期六和星期天让亲属和她告别，所以这是思洁最后见到她的机会了。
曼尼说得没错，内尔森的确对他的工作似乎太有热情了。他在解剖室里蹦蹦跳跳，一刻也不闲着，他激动地把普那多屁股上的针眼，还有她脚踝和右胳膊上棕色的血管指给思洁看，他还沿着血管把输入“美维松”的位置找出来，给她讲解普那多是怎样被麻痹不能动弹，直到死亡。
内尔森把解剖其他九具尸体的照片拿出来，把可疑的部位指给思洁看，他认为至少有四具尸体上面有这样的针眼。他已经在六具尸体上进行了氟哌啶醇的实验，结果都呈阳性。咪代氯铵的实验要几天后才知道结果。
活着的人总是喜欢用一种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一个人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灵魂最终得到了“安息”。也许这是一种应对机制，是人们逃避死亡这一冷酷现实的方式，但是思洁一点都不相信这些说法。她不是个无神论者——她相信上帝，相信有极乐世界，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教堂。但是，关于死亡，她理解得更深刻，她并不相信人会得到安息，尤其是那些夭折的、死得很痛苦、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却被别人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夺走生命的那些人。他们没有得到安息。他们永远也无法安息，在他们的心里一直有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而杀害他们的人还在地球上行走，亲吻母亲，和家人团聚在一起？今天，轮到安娜·普那多去接受殡仪业者的服务了，去参加为她举行的最后一次派对。她就那样躺在冰冷的金属轮床上，头发上面残留着黑色的血渍，眼睫毛被胶布扯了下来，胸口用黑色线缝合，生命的痕迹已经从她脸上消退，思洁唯一的感觉就是，她看起来是多么悲伤啊。悲伤而又恐惧。她不可能会得到宁静。
她没有吃午饭，只喝了一杯加生奶油的咖啡，还买了一包“万宝路”。下午，她一个人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把昨晚找到并打印出来的6篇报刊文章拿出来。她需要了解这几个案子详细的情况。搜索报刊上的信息是远远不够的。她按照案发的时间顺序，把它们一一排好，然后拿起电话，给芝加哥警察局打电话。
“录音电话。你好，芝加哥警察局，我是隆达·迈可斯。”
“你好，迈可斯警官。我是迈阿密的一名公诉人，在迈阿密戴德县州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希望你能帮助我。我需要了解许多年前在你们管区内发生的一起强奸案，案子是你们局办理的。但是可能我现在已有的信息有限——”
“案子的编号是多少？”迈可斯警官懒洋洋地打断她，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她今天很可能已经调出了上百份文件和记录，很明显她不想多说话。
“我正准备告诉你呢，我不知道这个案子的编号。很不好意思，我对于这个案件的了解不过是从1989年的一张旧报纸上得来的。”
“你知道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吗？”
“不知道。据报纸上的报道说当时没有确认嫌疑人。这也就是我的问题所在。我想多知道些关于该案的情况，因为它很有可能与我正在办理的另一件案子有关。”
“嗯……没有嫌疑人的姓名。那受害者的名字该知道吧？我也可以用这个来查找。”
“也没有，她的名字报纸上没透露。”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短短的停顿，然后说：“那案发日期呢？或者案发地址？办理案子的警探名字知道吗？你有些什么线索？”
“有，有，我有案发日期，1989年9月16日，地址是西勒大街1162号。没有公寓的门牌号。报道上说此案由芝加哥警局的警探调查此案。”
“好了，这就够了。请稍等。我要进入一个系统查询，可能要好一会儿。”
12分钟以后，她的声音又传过来，态度和蔼了许多，“我查到了。警方报告的号码是F8092234X，总共3页内容。受害者的名字是薇尔玛·芭瑞特，29岁。在她一楼的公寓里被强暴和攻击，公寓号是1A。这是你要找的案子吗？”
“对，应该是。你能告诉我那个案子的具体情况吗？破案了吗？”
“请稍等，我看一下这案子的记录，没有，没有破案。也没有拘捕任何嫌疑人。具体负责该案的警探是布里纳，迪恩·布里纳。他应该还在这里工作。你知道的，我们局有几千名警探，不是每个我都认识。而且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要不要我把你的电话转到性犯罪部门？”
“现在就不了。我先得查一下警方记录，看与我手头的案子有没有什么联系。你能给我的办公室传真一份吗？”
“当然可以。不过可能要几分钟，你的传真号码是多少？”
思洁把号码告诉她，然后冲到传真机旁等她传过来。传真机放在秘书工作区，玛丽索儿就坐在旁边，秘书区看起来简直就是个迷宫，十多张办公桌凑在一块儿，互相之间只用半墙高的光板隔开来。秘书区位于“重大犯罪区”的中心，四周是短短的走廊，通向各个重大犯罪公诉人的办公室，还有一个长走廊，直接通向安全门和电梯间。
思洁觉得自己像个夏天游泳派对没被邀请的胖孩子，穿着牛仔裤和皮衣。她知道自己不应该到秘书区来。在她到来之前，秘书区里聊天的、谈笑的，好不热闹，但是当她站到传真机前，所有的欢声笑语都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被惊扰后的宁静，这种安静让她感到很不舒服。
在州检察官办公室也好，在社会上其他各种工作单位也好，工作人员之间总有一种不成文的界限，大家都心照不宣。搞管理工作的就该和搞管理的在一起，律师也该和律师打交道，秘书、目击证人协调人、律师助手也就该呆在自己的圈子里。跨阶层做朋友的也不是没有，不过这都是很罕见很稀奇的事。思洁和秘书区隔了三层关系，首先，她是副检察长，也就是说她也属于管理阶层；再者，她是公诉人，也就是说是律师；还有，她也是玛丽索儿的“老板”，和她在一起，普通的人都会觉得有点压抑，玛丽索儿是秘书区的一分子，周围的办公桌也在她旁边形成了一道保护墙。所以思洁一跨进“迷宫”，“敌人”就已在旁边窥视，所有的闲谈也就风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对探头看她的秘书微笑着，表情很不自然，心里默默祈祷传真快一点发过来，那些秘书也不自然地对她微笑。她害怕这几页传真永远都传不过来了，还好，只过了几分钟，传真机响起，5页传真纸慢慢地被吐出来。她尴尬地对着大家微笑道别，撤回办公室，把门再重新关上。
到晚上7点为止，她给查到信息的6个警局都打了电话，每次警局都给她提供了关于她想了解的案子资料。
她看着这6份资料，感觉如同读了6次自己被强暴的警方报告。每个案子的作案方法如出一辙：地点都是一楼的公寓，时间基本都是午夜，受害者熟睡之时。作案手段也相同：先把受害者用绳子绑在床上，嘴里塞上东西，然后是一个肌肉发达的陌生男人，戴着小丑面具，顶端是聚酯做的乱蓬蓬的红头发和红眉毛，大大地咧着嘴笑着，要么就是戴着一个野人的面具，黑眼睛、亮嘴唇。男人手里拿着一把刃上凹凸不平的刀，他用这把刀恐吓所有的受害人，让她们向他屈服。他折磨每个受害人用的工具不一样，但是每个女孩身上都留下了伤疤。那些女孩事后说他用啤酒瓶、扭曲的金属物、发刷强暴她们。每个女孩的身体都留下了一种残疾，她们的阴部，阴道和子宫都受到严重的伤害，有的乳房被他的刀割得变形，但是每次作案他都没有留下一点线索。体液、毛发、纤维、指纹，没有半点物证。完全干干净净，根本没有蛛丝马迹。
几起案件并不是因为这些相似得可怕的共同点使得思洁认为作案人都是班特林，而是因为每个受害者都表示，这个强暴她的人知道自己生活琐事，甚至是很细微很私人的细节。这些信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变成另一种武器，折磨着她们的心灵。他知道她们最喜欢的餐厅，最常用的香水和香皂的牌子。他知道她们穿多少号的衣服，设计师是谁，工作时间，甚至男朋友的姓名。如他知道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那位女学生在大学里每门课考了多少分；他知道好莱坞那位酒吧女招待最近三个月信用卡上支出了多少钱。更别提生日、周年、小名之类的了。
一定是班特林干的，她可以确定。不会是其他人。这几件案子都没破案，也没有人曾经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警局逮捕了嫌疑人，没有半点线索，直到今天。
但是尽管今天她发现了这一切，又能起什么作用吗？她又想到了两天前和皇后县的鲍勃·舒尔的谈话她现在有些害怕知道自己已经在怀疑的事实。作为一名公诉人，她知道没有物理证据的案子是很难有把握胜诉的，现在假设每个受害者都愿意站出来指证，会不会还是为时太晚，过了案子的有效期限了呢？芝加哥的那起强奸案是10年前的事了。她很怀疑是不是还在时效内，当她查到了伊利诺伊州案件有效期是10年的时候，一点也不吃惊。和她的案子一样，再也没有机会了，不管曾经受到的是怎样的伤害。
不过最近的一起案件是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时间是1994年3月23日，刚好是6年零5个月。据她所知，近年来有好几个州都做了调整，某些性犯罪案件的有效期延长了，加利福尼亚就是其中之一，发生在那里的几起案子应该还有希望。她上加利福尼亚官方法律网站，搜索加利福尼亚州法典中规定的性攻击案件的有效期限，看到答案的时候，她几乎哭出声来。
自案发日起6年。她迟了5个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