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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整个文件夹里的内容实在不多，思洁还是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把当时警方的记录、医院的记录和实验室的报告都看了一遍。她中途还停下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又煮了一壶咖啡，把洗过的干净衣服折好，把桌子擦干净——想尽一切办法摆脱记忆带给她那无法承受的压力。人的思想真是奇怪，她记不得大多数日子里都吃了什么午餐，但是却总忘不了10多年前一个夜晚里的经过的每一秒钟、听到的每一个声响、闻到的每一种气味，这些都是生活中极小的一个片段啊。读到以前的邻居马尔文·威格福德的证词时，她忍不住到卫生间里，把肚里的东西吐了个精光。这是一天中的第二次了。马尔文说克洛在那座大楼里是穿得最“暴露”的女人，仿佛在故意“刺激”身边的男人，说她穿着“一个天主教大学女学生不该穿的衣服”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然后他还总结说“这种事情发生在她这样一个人身上不足为怪，是她自己有意让男人上钩的。”看了这些话，多年来不时纠缠着她的犯罪感和内疚感又回来了，撕开她的灵魂，让她痛苦不堪，虽然她心里很清楚，说这些胡话的人不过是个疯子，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但是她仍然觉得很肮脏，觉得自己很可耻。内心深处，她一直认为自己对这件事负有责任，好像是自己把这事揽在身上的一样。多年来，她的脑子里不断地想着无数件自己本可以做的、本应该做的事，她在脑海里不断地描述着无数个自己本可能有的未来。她发现心理治疗对她来说最难的一部分——学会不要再责怪自己。
她从卫生间里出来，回到阳台上，看着海面上来回往返的船只出神，嘴里呷着当天喝的可能是第十杯咖啡。现在已经差不多是下班时间，穿过庞帕诺海滨的北迈阿密海岸公路，街道上面塞满了车辆。她的传呼机已经响了很多次，把她从过去的回忆里拉回到不能逃避的现实中来，她给打传呼的所有人都回了电话。电话暂时把她的思绪带离了警方的报告和目击者证词，让她暂时忘记了那冰冷、熟悉的恐惧和惊慌，还有她心中一直不能摆脱的自责。特别是给讨厌的玛丽索儿回电话的时候。天黑以前，她带着露茜沿着海滩散了一会步，然后，夜幕就隆重地拉上了。
回到家，她又花了一个小时才把最后剩下的报告读完，里面还有她自己的证词，她当时很清醒地记得1988年6月30日，她被折磨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时刻都很生动。她的思维从和迈克尔吵架跳到自己一个人穿过院子，然后又跳到自己醒过来，嘴唇上沾着橡胶手套的味道，她仿佛又感受到压在胸口让她喘不过气来的重量，还有他爬到身上时那揪心的痛，还有，还有他进入体内时自己无助的挣扎。最后，她微弱的意识里还能感觉到的，便是那冰冷的刀愤怒地刺进自己乳房上那娇嫩的皮肤里，她眼看着白色的床单被染得通红。时光流转，她站在阳台上，一只手保护似的移到胸前，另一只手放在喉咙边，想要释放无形的恐惧带给她的压力，好让自己喘过气来。
这时，电话铃响了。来电显示上可以看出是从纽约皇后区打来的。她把脸上的泪水擦干，尽量用平静的声音接起电话。
“喂？”
“请问有没有一位叫……”对方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在从一张不清晰的纸上辨认名字，“……汤林德的？”
“我是汤森德，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对不起，我的秘书的字迹实在很潦草，看起来就像汤林德，很抱歉。我是皇后县地区检察办公室的副主任，我叫鲍勃·舒尔，秘书让我给您回电话，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她强迫自己镇静下来，“对，舒尔先生，谢谢您给我回电话。嗯，我想了解一下把一个犯重罪的人引渡回纽约州有什么必要的程序吗？”她现在的语气很像平常在处理其他的案子，做公诉人成了习惯，她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放在了第三者的位置上。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好的，请问您是一位律师吗？”
“对，很抱歉，我刚才忘了自报家门，我在迈阿密州检察办公室工作。”
“哦，如果是这样，那就更没问题了。犯罪嫌疑人是谁？在纽约州外发拘留证的理由是什么？”
“唔，现在还没有拘留证，这是以前在纽约发生的一起恶性案件，当时没有破案，现在我们发现了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没破案？你的意思是没有控告，也没有拘留证吗？”
“没，现在还没有。最近本地的司法部门在调查和审讯一件案子的时候，碰巧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她知道自己措辞很含糊。
“哦。您与纽约警探部门刑事调查组联系了吗？他们是否在申请拘留证？”
“还没有，现在这案子现在已经移交到了旧案小组。我们已经与旧案小组的警探取得了联系，要求申请拘留证，办理纽约法律允许在佛罗里达逮捕嫌疑人所必要的法律手续。”
“第一步是必须要有控告。然后他们就可以申请到拘留证，然后你们那边的警探就把犯罪嫌疑人拘留起来，同时我们这边就积极准备引渡文件。但是我们也能赶在你们前面准备文件。案发是在什么时候？”
她把在嘴边的答案又咽了回去。她感到不安，也想到了一些作为公诉人她不应该忘记的事。“哦，这案子，大概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是我不能确信，要问了这边的警探才能落实。”
鲍勃·舒尔小声吹了一声口哨，“十年？乖乖。如果是谋杀案，还有可能重新办理。”
“不，不是谋杀。”她的手掌心开始冒汗，继续问道：“为什么您刚才要说‘乖乖’？”其实她并不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男人在你们那边犯了什么罪？刚才你没说，但我猜测应该是个男人。”
她清了清嗓子，很担心自己表现得太不正常，“是一起性攻击案件，强暴，还有谋杀未遂。”
“嗬，这就是‘乖乖’的答案了。恐怕您不走运。恶性犯罪在纽约的有效期是5年。当然，谋杀除外，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案发后头5年没有起诉，现在已经不能碰这男人一指头，因为案子过期了。”他顿了顿，发现对方没有回答，于是继续说道：“很抱歉。讨厌的案件经常发生，性攻击案件更是屡见不鲜。虽然你可能通过DNA比对最终发现了那个坏蛋，但现在却拿他毫无办法了。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一种利用DNA证据的起诉，因为找不到嫌疑人，期限也快要过去了。可能这个案子他们也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呢，您问过旧案警探吗？”
“没有，我会问的。希望他们这样做了。”她回答，心里很清楚她的案子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DNA，凶手没有留下物理证据。她感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飘忽：“谢谢您的帮助——如果有进一步的信息我会再给您打电话。”
“您刚才说您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思洁挂上电话。真不可思议啊，居然过了案件的有效期限。不知道是哪个愚蠢的律师人为地订立了这么个期限，现在她虽然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却不能把他送上被告席。对一个人来说，他犯了罪，逍遥法外，过上几年就不用再担心过去的罪行会暴露，这公平吗？对那些受害者真的公平吗？受害者算什么，去他妈的。他们要保障的是被告的权益。
刚才那番话仿佛现在才逐渐渗入她的思想里。这么说来，班特林不会因为对她犯下的罪行受到审判了。永远，永远，永远不会。他可以登上帝国大厦的最顶层，冲着这个花花世界大声说出他对她做的可怕、可恶、恶心的每个细节，但是他仍然不会被送上法庭。说完之后，他可以搭电梯，逍遥自在地下来，没有任何人可以处置他。她应该想到犯罪有效期的，不过在佛罗里达州，性犯罪案件似乎全都与她无关，她总是避免接手性案件。她一直想的是怎样用恰当的方式把班特林拘捕起来，然后送往纽约——怎样平静地面对曾经致命地伤害过她的恶魔——她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他能不能被逮捕？”作为受害者，她的眼睛仿佛被什么东西蒙蔽了，整件事情在她的脑子里都是过早下的一个结论。
她感到事情又变成了一团乱麻，理不到头绪了，她现在绝望地想要把思路重新整理好，拨开眼前的迷雾，战胜内心的恐惧。
她在房间里踱着步。太阳从天空里坠了下去，黄昏的余温很快就消失了。她倒了一杯冷咖啡，然后又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冰冻的夏敦埃酒，斟上一杯，长长地呷了一口，又拿起电话。响了四声之后，对方接起了电话，钱伯斯医生。
“喂？”他一发声就能让人立刻放松下来。
“我猜您现在都还在办公室呢，虽然现在早就应该下班了。钱伯斯医生，您好吗？我是思洁·汤森德。”她咬着指甲，手里端着酒杯，脚上穿着袜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还穿着白天上班的衣服。
“思洁，你好啊。”听到她的声音，他有点诧异，“我正在整理一些文件。你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正要走呢。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窗外海面上，一艘餐厅游艇漂浮而过，一路上留下笑声和音乐，飘在空气中久久不能散去。
“哎，发生了一些事，我需要见见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