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思洁飞奔着穿过街道，回她办公室所在的格雷厄姆大楼。一队游行似的记者跟在她身后，乱糟糟地想要跟上她。她举着手，不断地摇摆着，表示“无可奉告”，把他们一群甩在身后的大厅安检处急得猫似地“嗷嗷”直叫。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后面的楼梯，上到二楼。她闯进卫生间，从每个小隔间门下的空隙里看了一遍，确信没有人在里面，没人在偷听。然后她把公文包仍在地板上，把早餐吐了个一干二净。
她的额头靠在冰冷的瓷砖墙上，瓷砖是佩托比斯摩药片似的粉红色，让人看起来就觉得有些反胃。试着踏出隔间之前，她闭上眼睛想阻止整个房间的旋转。她把眼镜推到头顶，双手往脖子和脸上浇了些凉水，接着干脆把整个头浸泡在洗手槽里。她的头仿佛有千斤重，要把它从肩膀上举起来仿佛要耗尽她所有的气力。一整排空空的洗手槽上方，粉红的瓷砖墙背景上装着块一面墙那么长的镜子，她从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里面是一个面色苍白，过度受惊的女人。12年的光阴，本不应该让她看起来这么显老。她的一头金发现在已经剪得很短，从中间分开，晦暗地齐肩垂着。她用一种灰暗的栗子色的染发水把如蜂蜜般淳黄的颜色遮盖住。如果不用发夹夹住，或者束成马尾，前面的刘海就要落在脸上，她就会为着头发烦躁不堪，不时把刘海拉到耳朵后面卡好。这简直成了这么多年来她形成的一个紧张的小习惯。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吸烟上了瘾。
思洁把头发卡到耳朵后面，身子越过洗手槽，努力把脸贴向镜子，仔细地审视着自己。由于忧虑，她的额头上已经被蚀刻上了条条皱纹；她碧绿的眼睛里，形状向乌鸦爪痕的血丝满布，仿佛打破的盘子上那不断扩散的裂痕。发亮的眼圈惯常地黑着，她现在仍然不时做噩梦，噩梦散尽，是再也不能入睡的长夜无痕。平常，这对黑眼圈总是掩藏在一副简单的金丝边眼镜后面。她的双唇饱满，却一直严肃地紧抿着，她发现两个嘴角边上已经牵出了鱼尾纹，大有向外扩展的趋势。有趣的是，人们都管这叫笑纹。她不化一点妆，只在睫毛上淡淡地涂了一点睫毛油。她不戴耳环，不戴项链、戒指或手镯：什么首饰都不戴。她常穿的职业套装虽然时髦，却很保守。除了开庭，她几乎不穿裙子。她的身体没有一点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她只是一个外表平平的女人，丢在人堆里再也找不出来。她没有一点特别之处，包括她的名字。
她很认得那个声音。她当时一下就听辨出来了。漫长的12年来，她的梦魇里，它还时时出现，在她耳畔徘徊；那个略带英格兰腔的男中音，沙哑着，鼻音很重，它有耐心地在她脑海里一遍遍重复播放。
她清楚自己并没有产生错觉，没有错误地把这一切想像到威廉·班特林的身上。那声音就像一把锯齿形的利刃，割开她的脑袋，她的脑子里内置了的一个警报响起来，声音响彻脑际，以至于当时在法庭上她就要尖叫出声来：“就是他！没错！谁来帮帮我啊！谁来抓住他啊！”但是她僵在那里，一动也没动，一动也不能动，仿佛浑身瘫痪了，正从别人的电视屏幕里看着法庭审判的这一幕。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你可以躺在舒服的沙发上，望着屏幕，对着里面的演员大叫“快采取措施啊，别光傻站着”！但是他们可听不到你的叫喊，结局往往出人意料，比如又一个对人总是充满信任、长着一双天真的眼睛的受害者，被戴着温情面具，手里却拿着屠刀的人重重地击败了。
当时，他一发声，她浑身的汗毛倒竖，鸡皮疙瘩如汹涌的波涛般一阵阵扫过她的每一寸肌肤，她立刻就确信，那就是他。虽然事隔12年了，她总是有一种感觉，相信自己还会听到他的声音，她一直在等待着。他左胳膊上那条丑陋、弯曲的伤疤更进一步证实了她的猜测。
他却好像没有认出她。事实上，在他对她施暴以后，在他从她的生活中带走了那么多东西以后，想起他在法庭上几乎没有正眼瞧她一眼，甚或至于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这真是太讽刺了。当然，她已面目全非，与以前的她恍若隔世。现在的她，只是从前的一个暗淡的影子。她想着，眼里涌上火辣辣的泪水，她拼命地把它眨了回去。有时候她连自己都认不出了。
那个可怕的夜晚之后，转眼已经十二年的时间，但在她身上，岁月并没有治愈所有的伤痕，当然也没有模糊所有的记忆。她仍然时时能记起那让人痛不欲生的每一分钟、每一秒、每个细节和每个入耳的字。虽然她似乎还在继续生活着，至少表面看来如此，但她的心灵深处总藏着些心结，不管她多么努力地尝试，总是不能逾越，有时候日子本身仿佛都成了一种挣扎。就是那个夜晚，她以往的生活都成了回忆，生活对她来说再也没有安全感。她身体上大多数的伤痕已经痊愈，但从此却生活在无休止的恐惧中，而她是多么憎恨这一切啊！她不能迫使自己向前走，把过去都抛在身后，让它随风而逝。她似乎总在两者之间徘徊，既不敢回到从前，也恐惧面对未来。她知道这样一来，很难会遇到新的恋情，但她也知道，自己一直都掮着那个巨大的包袱，多年前，她接受昂贵的心理治疗时就应该放下的。
由于过度紧张，她曾精神崩溃过，接受过两年高强度的心理治疗，然后她被迫接受了一个事实，虽然她一直都很害怕知道这个事实，那就是：权力只是一种幻想。短短一个夜晚，她对生活中存在一切、本应属于生活的一切，都失去了控制，然后又花了数年的时间才发现她从来就没有真正能够控制过。生活只是扭曲的命运，真的，不然为什么有人在参加葬礼回家的路上就被公共汽车撞死，而有人买彩票却两次中头奖呢？要躲开公共汽车，秘诀就是不要走到黑巷子里去。
她还记得迈克尔一直把那个夜晚称作“意外”。迈克尔，就是她曾经那个杂种男友，他居然和他染红头发的、骨瘦如柴的女秘书定了婚。她精神崩溃的时候，他同意给她疗伤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他还承诺要永远等下去，如果她需要“永远”来忘记那个噩梦的话。喝，显而易见，对他来说，“永远”太久了，要等下去谈何容易，于是，他们分开一周后，他就带着红发女郎出城，在格林的纽约酒店住下了。不到6个月，他们结了婚。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和思洁联系过。几年后，她在《华尔街杂志》的一条启事上获悉他们离婚了，那时据说是“红发女郎”变成了胆大包天的“金发女郎”，控诉了他当时已经累积了很多的种种劣迹。
在这12年里，最最让她难以承受的其实是“不知道”。不知道当时强暴她的人是谁，不知道他在哪里。恐惧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她，一刻也没停止过。他一直在她身旁？在地铁上？在餐厅内？银行里？他从事单调的工作为生？他在杂货店的门口排过队？他会不会就是她的医生、出纳或者朋友？
“克洛，别怕，我一直就在你附近，看着，等着。”
在纽约，她不能逃开胡思乱想，两年后，她决定不再做任何尝试了。于是她改了名字，取得了佛罗里达的律师资格，搬到了迈阿密。如果晚上她还能睡觉，新名字能让她睡得更安稳。她想当公诉人也许能让她对这个充满了困惑、喧嚣、混乱和疯狂的世界恢复一些控制。为那些刚刚落入幻想的、无权的人进行辩护。
此刻，那夜的记忆正如潮水般漫入她的脑海，慢慢在她眼前闪过，有条不紊，就像一盏闪光灯。不同的是，她终于知道面具后面那张脸是什么模样了，而且，还知道了那张脸的名字。现在，她要做的就是保持冷静，想清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她应该告诉州检察长杰瑞·泰格勒吗？她应该告诉从前办理此案的西尔斯和哈里森警探吗？也许他们还在纽约，没有离开。她应该告诉本案的特别行动小组吗？在迈阿密，除了她的心理医生，谁都不知道她的过去，也不知道那场“意外”。
“就像征服其他案件一样征服它吧。”
她对着镜子缓缓地吐出一口气。首先要弄清楚这个班特林的犯罪历史，然后给纽约那边打电话，咨询引渡规定。让纽约那边再重新捡起她的案子。在阿瑟聆讯确定之前，班特林会被最高度地严密监禁起来，不准具结保释，阿瑟聆讯大概要花上两个星期的时间，在这次聆讯上，法官要听取证词，以裁决指控班特林谋杀的案子是否“证据明显，假设成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不管正式审判定在什么时候，在此之前法官都不会允许他具结释放。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班特林一直都不能离开。
她得考虑周全，不能乱了方寸。她需要时间，这次无论如何都不想再把事情搞砸了。如果有人指责她行事不公，那她就可以借口说一开始自己并不确信就是他……
卫生间的门突然被甩开了，思洁赶紧把眼镜重新戴上。真不巧，原来是玛丽索儿和办公室的另一位秘书。玛丽索儿一手提着个精致的粉红色化妆包，另一只手上拿着瓶头发定型水。
“哦，玛丽索儿，是你。”思洁理理上衣，拿起公文包说：“我出庭回来了，但是，很明显，我有好多事情要做。今天找我的电话，请一概替我挡驾，尤其是媒体方面打来的。”她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她把头发卡在耳朵后面，打开门。然后又回过身，补充道：“哦，再给辩方律师打个电话，请他重新安排加米·塔克案子的宣誓作证。我现在接手了班特林的案子，还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做准备。我想把宣誓作证安排在下周三。”
玛丽索儿的脸上的表情愤怒得有些夸张。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行，怎么说呢。”她悠闲地踱到洗手槽旁边，双手举起，给和她同去的秘书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妈的，她以为自己是谁啊？”
思洁出了卫生间，沿着走廊，像进避难所一样回到办公室。现在才上午11点，她却已经筋疲力尽。她第一个要做的是给州检察办公室调查部的胡安打电话，弄清楚班特林完整的犯罪记录，包括其在纽约的历史。今天下午，她说不定还能从多米尼克·法尔科奈提那里得到公共记录上面的班特林自动追踪信息。这样，她能知道过去的十年里，他在哪里居住过，在哪里工作过，在哪里注册过一辆车。多米尼克很有可能已经取得了这些资料，她就可以到特别行动小组所在的办公楼去一趟，把资料拿走。然后她就提前回家，整理好思绪，从家里给纽约那边打电话。她需要准备的就是手袋和堆在办公室里的其他关于“丘比特”的文件。
她的办公室门外，老远就能闻到很浓的“麦当劳”快餐和香烟的味道，办公室的门紧闭着，她推开的时候，立刻就意识到她刚才在脑中的计划可能要受到阻碍。
多米尼克·法尔科奈提和曼尼·阿尔维雷兹背朝着门口，坐在她空空的办公桌前面，他们的脚边放着一摞新文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