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说过我是最喜欢看戏的吗?在初赴上海表演期间，老没得闲。后来我戏唱完了，就跟学生大考完毕一样，有说不出来的轻松愉快。我马上就匀出工夫，到各戏馆去轮流观光一下。我觉得当时上海舞台上的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
有些戏馆用讽世警俗的新戏来表演时事，开化民智。这里面在形式上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夏氏兄弟(月润、月珊)经营的新舞台，演出的是《黑籍冤魂》、《新茶花》、《黑奴吁天录》这一类的戏，还保留着京剧的场面，照样有胡琴伴奏着唱的，不过服装扮相上，是有了现代化的趋势了。一种是欧阳先生(予倩）参加的春柳社，是借谋得利剧场上演的，如《茶花女》、《不如归》、《陈二奶奶》这一类纯粹话剧化的新戏，就不用京剧的场面了。这些戏馆我都去过，剧情的内容固然很有意义，演出的手法上也是相当现实化。我看完以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我就在北京跟着排这一路醒世的新戏，着实轰动过一个时期。我不否认，多少是受到这次在上海观摩他们的影响的。
化装方面我也有了新的收获。我们在北京，除了偶然遇到有所谓带灯堂会之外，戏馆里都是白天表演。堂会里这一点灯光，是不够新式舞台的条件的。我看到了上海舞台的灯光的配合，才能启发我有新的改革的企图。我回去就跟我的梳头师傅韩佩亭细细研究，采取了一部分上海演员的化装方法，逐渐加以改变，目的是要能够配合这新式舞台上的灯光的。总之我那时候是一个才二十岁的青年，突然接触到这许多新鲜的环境和事物，要想吸收，可真有点应接不暇了。这短短五十几天在上海的逗留，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