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着我学完《毛泽东选集》以后，很长时间是读《列宁选集》和《列宁全集》。他讲到，列宁在苏联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在党的会议上，列宁是允许别人当面给他提不同意见的。列宁领导的这个党有很多人水平很高，有的时候列宁在会议上谈一个观点，还没有讲完，就有人站起来讲不同意见，列宁都能够包容，能够认真倾听。他说，列宁不仅提出民主集中制，而且在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以身作则。后来，他就讲到，如果我们共产党能坚持民主集中制，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希望；社会主义国家有希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就一定能够成功。他把民主集中制看成是和党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每次谈到这儿，都非常激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又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父亲特别欣慰，他说这是党内应该长期坚持的，好的风气又回来了。
父亲不希望儿女参与他的工作，不该听的、不该看的文件，不该听的事情，他不希望我们多问多说。
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在杭州时，常常去书场听评弹，当时杭州警卫处派了工作人员跟着他，但是他要求只要一两个人跟着他，不要单独为他留位置，哪儿有位置就坐哪儿，不要把他和群众分开。一天，去书场听书回来，警卫员跟我说，今天一个老太太把首长的鞋都给踩掉了。因为跟群众一块往书场里拥的时候，别人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把他的鞋踩掉了。
到了1982年、1983年的时候，我陪着他在杭州公园里散步，他就在群众中走来走去。他最喜欢的就是人家不知道他是谁，他在那儿很轻松、很自如地走一走。他说不光是看风景，主要是看群众都在干什么，看群众安居乐业的样子，他心里很高兴。
父亲喜欢逛百货商场，他说一看商品的档次，一看货全不全，就知道现在经济发展得怎么样。所以一有时间，他就到大百货市场、小百货市场，包括杂货铺去看看。北京的东安市场、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他全都转过。我们北长街那个杂货店他都去看过。他跟我讲，别看就五平方米的小店，老百姓可离不开，因为小孩的铅笔、笔记本，还有橡皮、墨水、毛笔，都在那儿买。对于周围老百姓来说，这个小店非常非常重要。父亲访问北长街文具店时，那个老板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就坐那儿看看老板怎么做，他说有一个人总是坐在后头拿着个水烟袋在抽，而且戴的是个瓜皮帽，他说这个人是在小店决定战略，他决定进什么货，出什么货，该给顾客准备点什么东西，后来他把这个例子到处引，他说我们需要有这种瓜皮帽、水烟袋的人，就是站在比较远的地方去看全局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次我看到父亲拿着我哥哥写的一个纸条，上面写了我哥哥的一些观点，旁边有我父亲很多批注，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而且把不对的地方拿红笔划得很重。我就问父亲，我哥哥这些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我说您为什么这么看，这么批评？后来我父亲就讲，他说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不容易，一个人能够正确地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很长时间锻炼的过程。他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提出问题以后，经常听取反面意见，有的时候毛主席自己听不到反面意见很着急，有时候自己就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批驳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哥哥这些意见一定要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来批驳，才能锤炼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