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被分配到西藏去，当时只有18岁。那会儿，我经常和同学到处去看大字报，去听外面的情况，因为年轻，心不是很静。父亲听说我要走，很舍不得，埋怨我说，你为什么老不回家来看我，你都要走了，还不回来？因为我是从部队院校分配到西藏去的，后来有人给我出主意说，你可不可以让你父亲跟领导同志讲一讲，别去西藏了。那时我也很天真，回去就跟父亲说了。父亲说，我不能给你讲这个话，别人能去，你也应该能去。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父亲心里非常难过，他站在门口，让家里所有的人去送我，而且对我讲，再大的困难你也不要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
当时，父亲正遭受打击，身体很不好，经常拉肚子，吃不下饭。但是1970年的时候，我到江西去看他，感觉他的精神非常振作。后来我还问了一句，我说，爸，你身体好了？他说，一股精神力量支撑着我，你看我带了三箱子书，我在这儿过得非常有意思，我读书，而且思考着很多有用的问题。当时我不由得被他这种精神感染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经历过满街都贴着父亲的大标语、大字报，又经历过我们家三次被抄家的过程。我觉得一个人在逆境中，能有这样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自己非常不容易。
我在江西一共生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父亲每天都在读书，这给我震动很大。一个人在政治打击下，能够静下心来，重新把思想集中到非常重大的问题上，集中到自己一生关心的问题上，而且从理论学习中寻求解决自己思想困惑的办法，我觉得这是要有一定能力和水平，要有一定毅力才能做得到的。
我到江西去的时候，我们俩分头打扫卫生，我负责擦地，他就擦桌子，拉窗帘，收拾他自己的桌子。另外他身体不好，吃的药也挺多的，像心脏病的药、安眠药，光安眠药就有好几种，他自己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他的生活非常有条理。他说，我身体不好，精力有限，就像一个木炭汽车，我这个木炭汽车要想多开，就得算计好。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我帮父亲做饭，父亲就说，你留点时间，跟我一起读书吧，你先从马克思的著作读起。我第一篇读的是《共产党宣言》，觉得不是很复杂，能读得懂，而且讲的都是共产党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父亲又让我读《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我越读越感到吃力。后来，父亲说，慢一点，你得停下来，我想想，你怎么才能把这些书读进去。第二天，父亲告诉我，现在给你安排的是先读《毛泽东选集》，你在部队读过没有？我说读过。他说，那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我说好啊！父亲最开始让我读《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第二天他问我，这篇文章主要讲什么内容？我说，这篇文章讲的是军事学，讲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父亲说，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一篇哲学著作。毛主席在遵义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了这些观点，但是到延安后才把它写成非常有说服力的理论文章，之所以有说服力，就是里面处处充满了哲学观点。
父亲又带着我读了《实践论》、《矛盾论》。一边读，父亲一边给我讲，怎样从实践中看毛主席讲的这些道理。我感到跟父亲一起读书的时候，读得非常细致，哲学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变得不神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