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用干部的最高境界叫“就地取材”，不要走到哪儿带一帮干部去，不要到哪儿调一帮自己原来单位的熟悉的人到这边来，要“就地取材”。父亲特别讲到，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年轻干部，不是一个两个，是成千上万个。有些地方可能装样子，就提那么一两个人，多数人都不动。父亲说，不能这样，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年轻干部，各级领导干部里都应该有年轻人。
20世纪80年代，父亲开始关注党风问题，关注党内的以权谋私问题。1980年11月，他严肃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觉得他对于反腐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来源于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
他眼看着这个党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和精神支柱，是来源于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只要有群众的支持和推动，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最怕的就是群众不信任，怕走到苏联党搞特权的地步，成为官僚党、特权党。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特别喜欢周末去公园走走，跟那些花匠和游人聊聊。后来忽然就不去了。家人感到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去公园了？他说，现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我对不起老百姓！
当社会上出现腐败问题时，他深恶痛绝，觉得这是最大的威胁。父亲说，共产党员腐败将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和信任，那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想象的事情，那就等于说，共产党变成毫无意义的官僚集团了。他们一辈子白干了，革命不能走到这一步！所以，他将党风问题提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到不能再高的高度，这跟他一生的做人品格和信念以及他对全局的了解，都是连成一个整体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