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我去江西照顾父亲的时候，他就说过，你来照顾我，不能拿工资，你将来要把工资退还给公家。国家发给你工资是让你给国家做事，这段时间你没给国家做事，就不应该拿工资。所以，当我1972年回到物理所的时候，就把这一段时间的工资都退还给物理所，物理所财务处还给我开了一个收据。
有一个叫张廷春的警卫员，在东北期间就跟着父亲，一直到解放初期才离开。因为那一批人年纪都大了，应该有自己的归宿了。离开前他问父亲有什么要告诫他的。父亲说，无论你到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就是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记住这一条，你就不会犯错误。父亲告诉我，张延春一直牢记父亲的忠告，而且非常感激父亲。
父亲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他很爱我们，经常跟我们说说笑话，关心一些生活中的琐事，表现出父亲对孩子的深沉的爱。“文革”中，我母亲因为贴了江青的大字报，被下放到湖南的干校。我弟弟清华毕业以后分到湖南电池厂，小妹妹在军校毕业以后被分到西藏军区，在那里做卫生员。一家七口人，被分得七零八落。大妹妹被分到北京怀柔做老师，还算是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我在科学院物理所工作。我爸爸那时候也经常跟我说，你每个星期一定要回来。每次到星期六下午，就盼望着我们，他需要有家里人跟他在一起。
我生孩子的时候，为了能帮我照顾孩子，他从万寿路搬回到北长街。他还交代家里人，把准备给我坐月子那个房间的窗户糊上，怕我受风，告诉我坐月子期间不能沾凉水。当时他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带孩子，就特地请秘书肖华光回去问老婆怎么带孩子，怎么坐月子。我记得肖秘书给我讲的时候，他也在旁边站着听，关心得非常细致周到。
我母亲因为贴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到了湖南的一所干校。大概是在1971年春节的时候，我去江西看父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我父亲一直关心我母亲，还经常向我了解她那边的情况。我们1972年回到北京的时候，父亲还让我打听母亲的情况，是还在干校呢，还是已经回到北京了。后来听说我母亲已经从干校回到北京植物园了，父亲就跟我们说，你们赶快去看你妈妈，带点吃的，带一些东西，带些钱，看看她需要什么。我是第一个去看我母亲的。
星期六晚上，我带着女儿，骑车到香山去看她。我母亲那里条件特别差，炉子不好用，后来我就重新把她炉子里的瓦取出，给她重新搪一个新瓦，重新升火给她做晚饭。我记得那天大概11点多了才升上火，然后开始给她做饭。我女儿饿得要命，只好一个人在那儿唱歌。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大概已经半夜了，然后我又骑车回来。第二天我到父亲住的地方，向他汇报了我妈妈这边的情况。我爸爸就把孩子们都找来，给大家交代说，你们每一个星期去一个人，带着吃的，带着钱，看看你母亲有什么需要，帮她买一下。我们大家到周末的时候，就轮流到我妈妈那个地方去看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