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了学术之后，我还想再谈谈“人”。无论是对古人还是对今人的评价，其实都应注意两点：一是不仅看其几篇文章或几本书籍，而是把握其精神整体（也可说是精神总和）；二是不仅看其文字语言，而且看其行为语言，或者说，不仅应当阅读其话语文本，而且应当阅读其行为文本。我评价屈原，不仅阅读其诗，而且阅读其自沉汨罗江的大行为，有最后这一行为，才能更深地阐释他生前所作的诗中关于生死的思索所具有的形上意义，也才明白这位伟大诗人生命的最后瞬间并非延伸《离骚》的宫廷乡愁，而是质疑这种愁绪。也许是因为我个人的可靠体验，所以对欧梵的行为语言感受特别深刻。
20世纪80年代末，欧梵不仅热情地帮助我和其他朋友在异国生活下来，而且帮助我度过了心理上的危机。特别需要提起的是在1991年日本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仙台市纪念活动执行委员会本来邀请欧梵和我参加，但出于某些原因，又取消对了我的邀请。这个时候，欧梵便挺身而出，向日本执行委员会发出个人的抗议，并表示自己拒绝到仙台。由于欧梵的正气，再加上丸山升、伊藤虎丸等日本学者的努力，仙台筹备活动中的学术委员会宣布解散，在东京另外举办一个学术会议，并邀请我参加。这个历史时刻，我非常清楚地看到欧梵身上所具有的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他无愧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鲁迅研究者。
赛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于知识分子有两个精辟的定义：一是“敢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一是“业余人”。所谓业余人，就是从专业的围墙里漂流出来的关怀社会、关心民瘼的人。欧梵就是这种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很好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对欧梵只看到他的“轻”的一面，而忽视他的“重”的一面，而他的“重”的一面，恰恰表现得很精采感人。
最后我还要说，他作为芝加哥大学“中国思想者部落”的“酋长”，和大家一起确认了一种精神取向，把芝加哥学群界定为黑白对立之外的另一人文空间。这就是我常说的“第三空间”，而这一实践范畴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欧梵，他在芝加哥大学为我们设立的人文讲坛，就是超越非黑即白两极对立框架的第三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