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家在热烈评价欧梵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他多年前一篇谈论匈牙利当代作家康拉德（George Konrad）的小说《失败者》（The Loser）的文章。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自传小说，但他不写自己的成就，偏写自己一生的失败。对此，欧梵说，这正“合我个人的所好”，并且说了一句我一直难忘的话：“当别人认为我功成名就的时候，我反而感到失败。”（《狐狸洞话语》）
欧梵已经获得很高的成就，但是他总是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永远未完成、永远没有终点的过客，一个经历过失败但又超越成败的人文世界里永远的流浪汉，因此总是一直往前走。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对鲁迅《野草》中的“过客”有很深领悟，认为生活就是一个不断“走”的过程，“走”是在“无意义”威胁下的惟一有意义行动。也就是说，人生是悲剧性的令人绝望的存在，而“走”正是反抗绝望的唯一办法。欧梵把握了这一点，所以他决不停步、决不自恋。不像许多中国作家和学人那样，写了几部书，就自我膨胀，就自以为是“话语英雄”。我把作家及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愈写愈自大，一类是愈写愈自由。欧梵是属于愈写愈自由的人。
欧梵不仅不自恋，而且还常常自嘲与自省，他是我平生见到的一个最善于自嘲和自我反讽的人。他借用卡夫卡的《变形记》和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意象描述自己的脆弱无助：一个在外界眼里的哈佛大学教授，常常工作得不像人样，变成一条甲虫，一个驼背的、不知钟为谁敲的钟楼怪人（《世纪末呓语·变形记》）。他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特别留意与“先锋”、“媚俗”不同的“颓废”，因此也不断地谈论王尔德。然而，他却不是跟着去“颓废”，而是在王尔德身上发现其真情，并反省自己可能面临失真的危险。1998年底，他再次“读王尔德”，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发现王尔德的这些妙语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有警醒的作用。如果每一个人都只能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浮浮沉沉，在资本主义的金钱堆中追逐名利欲望，久而久之，岂不都麻木不仁？所以，我自己反而需要用王尔德的作品来警惕自己：愤世嫉俗容易，而在俗世中保持真性情难，我必须依靠自己的想像力和一点艺术上的涵养和情趣来超越现实。所以，当我愈觉自己逐渐世故的时候，愈感到王尔德那份天真的伟大。这一切都与他的同性恋及颓废无关，我最崇拜的反而是他的纯真。”（《世纪末呓语，谈王尔德》）欧梵不仅用极端的概念“伟大”二字来赞美“天真”，而且敢于反省，正视自己“逐渐世故”，有几个中国作家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欧梵最宝贵、最难得的精神品格，也是中国当代学人和作家最缺少的品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