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大学念研究院都是一样，除了上课之外，就是读书，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其实不必上研究院。然而在研究院和在大学本科读书又有所不同：作本科生活动多，大学四年是个人身心成长的过程的一部份，而念研究院时应该早已定了型，知道自己要作什么，读什么书，所以必须专注。我之和一般研究生不同之处，在于我到美留学本身就是一个身心成长的过程，自我认同混乱，起初不知道要学什么，所以干脆在哈佛研究院时把大学四年重新来过；换言之，我过的是研究院生兼本科生的生活，非但活动一大堆，而且想读的书比我的同学更杂。这是另一种认同混淆——我“认同”的学研科目和课余兴趣太多了，多到自己都不知如何应付。
前章中说过，我初入哈佛就立下三大志愿：除了多旁听课之外，就是故意少与我族类来往，甚至为自己的社交生活开创一个新局面——“泡洋妞”。因此我不久就以专走“国际路线”驰名。其实这只是一个“虚名”，友朋之中还是以华人为多，后来租房同住也是华人。不过我在最初几年的确想和美国人同住，并藉此练习我的英文会话，并熟悉美国的风俗习惯，因此也交了不少美国朋友。
记得初抵剑桥时，是由友人谢文孙介绍在Magnolia Avenue租一间房住(多年后我到哈佛任教，在Leonard Avenue买了一幢房子，竟与当年的租房仅呎尺之遥)，后来觉得寂寞，就和同学Dilip Basu去和美国人共同租屋住，记得我们两人在Putnam Avenue租了两层楼中的两间房，同住的还有三位女子，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仅共享厨房，其乐也融融。Dilip是印度人，长得英俊潇洒，每天女朋友的电话特别多，我几乎成了他的接线生。印度人早已是国际主义者，和华人学生(当时大多是台湾地区来的，也有少数香港学生)不同，然而我族类的同学中却有种族偏见。有一次我带了Dilip来参加一个中国同学会的宴会，竟然有人不愿和他同席，我一气之下发誓再也不和这些人来往，至今我仍坚持这个立场：绝对不排外，反而更要和我种族及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交往，实行私人的多元主义。
在我交往的美国人之中，以同班同学欧达伟(David Arkush，现在艾荷华大学任教)和我最接近，他和他的夫人苏珊(Susan Nelson，现已离婚，在印地安那大学任教)在中央广场(Central Square)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我这个单身汉就成了他们家里的座上客。达伟和苏珊都是出身于纽约知识分子家庭，很有文化品味，更懂得生活，他们两人成了我的义务教师，不但修正我所有论文的英文字句，把内中用词不当之处改过来，而且教我食衣住行上的一切礼仪，譬如吃什么菜时喝什么酒，饭前饭后该喝什么酒，达伟还教我如何调马丁尼(后来老友刘绍铭也教过我)，还要教我开车……一切生活细节他们都把我视作家庭的一份子，令我至今感激难忘，所以在退休时特别请达伟来参加，多年不见，他留了一脸胡子，头发也半白了。
达伟和我学成毕业后各奔东西，后来我在印地安那大学任教时，恰好苏珊也受邀来印大教中国艺术史，三人又聚了一堂，我们又恢复往日的生活，甚至在暑假时也一起开车到波士顿附近的卡德岛(cape cod)和另一对同学夫妇(Charles and Betty Hafford)渡假，每天吃喝玩乐之余，也作点学术工作，于是达伟与我合译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印象的纪录，从梁启超到费孝通到刘宾雁，后汇集成书，交由加州大学出版，名曰“没有鬼魂的地方”(Land without Ghosts)。我们翻释的方法是仿照林琴南的传统，由我先从中文口译，再由达伟润饰后写成英文，所不同的是达伟的中英文俱佳，只不过我读中文比他快而已。于是两人在杯酒言欢之余，不知不觉之间就译出不少文章。这是我从事学术以来最轻松的工作，因为达伟挑下了重担。后来我又和印大的同事欧阳桢(Eugene Eoyang)合作，依样画葫芦一次，这次翻译的是一本中文小说，以笔名出版，因来征得他同意，我至今还不能泄密，说出这本小说的名字。
写起这一段的回忆，往往下笔不能自休，一扯到朋友就离题远了。
在哈佛将近八年的留学生活，除了各种社交活动之外，最多的时间还是花在读书上。对我来说，读书从来应当是一件苦事，因为我自认读书有方，在此愿提出来与有心的读者共享。我读书的第一秘诀就是必须读出兴趣来，没有兴趣的书不读，读不出兴趣的书即使读了一半也可以暂时搁置，而最有兴趣的书则必须精读，而且不止一次的读。唯有在选课时老师指定的读物则不得不读！即使如此我还是有取巧的办法：自己没有兴趣的必读书决不购买(反之亦然)，而去图书馆借来看，因为这些必读书早已被无数的前人读过了，画上划线、眉批到处皆是，我只要看看别人划线的地方就够了，有时候划线的颜色不同，我则拣与自己意见相合的颜色线看，再加上偶尔用自己的观点看出其“空档”来，看来看去，兴趣往往也看出来了。
所以我对哈佛的图书馆感激万分！最大的总图书馆名叫怀德纳(Widner Library)，耸立于哈佛国中，门前有石阶，据闻在反越战期间学生运动最炽时，有人想冲进图书馆，哈佛的几位名教授在阶前手连手组成一道防线，终于保住了这幢价值连城的图书馆。我在此馆的层层藏书书架前流连忘返，甚至废寝忘食，不知掷下几许光阴，但从未觉得浪费。怀德纳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我有时也会带了书来看，因为坐在芸芸众生——特别是研究生——之中，自己也不自觉地专心起来。看累了则偷看别人，一饱窥视欲，特别是看到漂亮的女生，则更可作“眼睛捉迷藏”的游戏。在怀德纳看书的大多以研究生为主，所以要找靓女，还须要移师到本科生的图书馆。我的惯例是：如果一天没有课，则早上到怀德纳，下午到本科生的拉蒙(Lamont)图书馆，晚上有兴致时则去距离较远的蕾克列芙女校的图书馆，当然醉翁之意不完全在酒，偶尔也会有“艳遇”。在拉蒙看书有另一个好处：它的阅览室有落地玻璃长窗，窗外风光一览无遗，我往往在此看书至五六点钟晚餐时刻，看到窗外的一群群一年级学生到附近的餐厅去吃饭，一副得意的样子，令我既羡慕又妒嫉，因为哈佛的本科生才是天之娇子，每一个人都是雄心勃勃，当时流行着一则笑话：如果一群本科生去餐厅时被汽车撞倒了，这会成为一件大事，因为其中就可能有将来的总统和议员。而我们这些研究生则是可有可无，在一年班生的眼中，我们都是大学花钱养的废物。有时候我看到这一群哈佛园新来的年轻人，天真澜漫地嬉戏于夕阳斜照的拉蒙图书馆窗前，也不免感到诺老大徒伤悲起来，其实我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岁。
对我印象最深的图书馆当然是“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 Yenching Library)，我在哈佛的八年时光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消磨在这幢国际知名的图书馆的地下层，我们研究生每人分有一张枱子，在书架之间，而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大多也在这个地下层，对我来说真是方便之至！我几乎可以拿着附近书架上的书一本接一本地浏览，觉得可以细读的则拿到自己的枱面据为己有。这种看书方法和今日以计算机查书的方法不同，但更有利于研究，因为有些书目我自己也查不出来，而是偶然碰巧看到的，这种“巧遇”带给我的惊喜其实较在蕾克烈夫女校图书馆的“艳遇”更强烈，那种如获至宝的感觉，我想是所有的人文学者共有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俗话也可作此解。
“燕京”图书馆也成了我们研究生的社交场所，时而在楼下碰到了就切磋学问或天南地北的聊起来，不知不觉声音就大了，于是楼上的管理员就会气急败坏地下来训斥我们，我至今还怀念这位好心的管理员Mr. Potter，他一生胸躬尽瘁，把所有心血都花在图书馆中，美国各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中都有这类人物，甘愿默默无闻地为我们学者服务。
当年“燕京”图书馆的二楼则有教授的办公室，记得当时系里的几位名教授——James Hightower、Achilles Fang、Francis Cleaves——都在此办公。我没有选过他们的课，只觉得他们的学问深不可测，也高不可攀。只有研究蒙古史的Cleaves教授平易近人，他每走进图书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朝着他看，因为他声若洪钟，音调也特别高。另一位声音不小的是第一任馆长裘开明先生，他在此有四十年的经验，很多珍版书藏在何处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的继任人吴文津先生则作风正相反，效率奇快，在他自己的办公室调度人马，也在此工作了三十多年，最近才退休，由原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郑炯文接任。
二十多年后我返回哈佛任教时，燕京图书馆的地下层早已塞满了书，不得不以活动书架处理，当然也容不下我们当年那种别有洞天的小书枱了。我因此也很少下楼，每次找书都是形色匆匆，而哈佛园的怀德纳和拉蒙我更很少问津，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何在。事务繁忙只是一个借口，也许作了教授以后，自己早已失去那种浏览群籍的闲情了吧。回想起来，学生时代最令我珍惜的就是这份闲情，每天除听课、读书外无所事事；社交性的约会(dating)往往只在周末，却没有什么公务约会(appointment)，时间几乎全是自己的，每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计划今天看多少页书，看完了才可以看电视。周末晚上除了社交活动外必去看电影，往往是连看两场，哈佛广场的那两家戏院成了我常去之地，特别是那家破旧不堪的小戏院Brattle Theater，专演老片子或艺术名片，成了我在“失去的周末”(没有约会)最常驻足之地，也养成了我看旧片的习惯。此家戏院以重演《北菲谍影》(Casablanca)著称，每逢考试温习期间，必演此片，我也至少看了五六遍，甚至连片子的台词也背得出来！这家戏院楼下有一个酒吧，名叫“蓝鹦鹉”(Blue Parrot)，典故就出于此片中的一个酒吧，后来又开了一家半中东风味的餐厅，就叫作“Casablanca”。三十年后我每携吾妻到此吃饭或饮酒，都不胜唏嘘感叹青春不再，但随着岁月日增，我对老电影的兴趣却越来越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