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四章“初抵哈佛”中曾经提到，我为自己开了三个“生活课程”，第一就是尽量旁听专业以外的课，特别是名教授，为本科生开的大班课。因为我深觉在台大四年对中西文化的知识都不足，既然身已在美国，何不趁此机会重读四年，彻底来过？所以我必须尽量旁听基本功课。哈佛当年和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等名校一样，以名教授开的大班课著称。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可以不花一分钱——而且得了全部奖学金——听遍各大家的宏论。况且，旁听本科生的大班课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可以坐在后排偷看“蕾克列芙女校”(Radcliffe，哈佛的女校名称，现已完全合并，名存实亡)的女生——我们都叫她们Cliffies——的俪影，甚至可以在课后借机搭讪，为我的第三类生活课程——约会美国女学生——作准备。
既然主修的是历史，所以我旁听的当然以历史方面的课为多，但也兼及社会科学和文学，每学期都要旁听五六门左右，加上本来进修的四门，每个学期甫开始总把自己忙得不可开交，然而精神也特别振奋。特别是在九月底刚开学的时候，哈佛园内人来人往，到处是学生，女生花枝招展，男生西装加领带，特别是住在哈佛园的一年班学生，都故作小大人状，和现在的大学生衣着随便大不相同，我混在其中，也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几岁。
哈佛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至今依然，就是在开课的第一个礼拜让学生任意“购物”(早在后期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到来之前就用了这个字：shopping)，学生可以迟到早退，乱成一团；教授也势必使出混身解数，以吸引学生。我后来在授大班课时故意用一招坚壁清野的办法，大声宣布我的这门课特别难，要求很多，但学生不为所动，自有主张，该来的还是来了。除了吸引学生之外，教授必须印发大量的“商品”——课程表和书单——以便学生“选购”。过了头一两个礼拜以后，课堂的人数才会稳定下来；大部份是修课的本科生，还有少数像我这样的旁听生，坐在后面不显眼的地方鱼目混珠，其实教授早就一眼看出来了。
我旁听过的大班课无以计数，内容也忘得差不多了，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多年积累的知识至今还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甚至较我的专业——中国近代思想史——更深厚。后来我逐渐从历史改行到文学，所使用的学习方法仍然是旁听，再加上“旁读”——阅读大量非本科的书籍——然后不耻下问，向文学界的大师们请教。所以我至今反对学问的过度专业化，特别在人文学科方面，其实是可以触类旁通的，我至今乐此而不疲，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杂家”。况且中国自古就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我的业师史华慈教授更是此中的典范。
当年哈佛在文史哲方面名教授如云，社会科学方面更多。也许是我的个性使然，在旁听社会科学的课时，总觉得不过瘾。当年最有名的社会学大师柏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课，我是慕名而硬着头皮去听的(课上另外一个旁听生是梅广，他是我的同房密友，专修的是语言学)，他讲来十分枯躁，总是把个美国大学作为社会理性的最佳范例。他是韦伯(Max Weber)的信徒，因而导致我死肯韦伯，一知半解。另一位经济学家高布莱滋(J. K. Golbraith)更是如此，我听了几堂就不听了，可能因此也对经济学失去兴趣。还有一位当今在国际媒体走红的“大师”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一书著称于世)，当年开了一科专为低班生修的课(编号是“社会科学第11号”)，讲的是现代社会理论，我听来觉得浅薄，不久也罢听了。倒是另一门低班课，由一位不见经传的讲师Barrington Moore教授，我听来大为佩服。后来此公以研究革命的理论著称，还写过一本讨论中国农民革命的书。
当年在哈佛政府系最有名的教授就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还没有当上大官，但在课室内却一副官样子。记得我去旁听他的一门大班课：“国际关系理论”，第一堂他未开讲前早已满坑满谷挤满了学生，他坐在演奏台上(记得课室是音乐系的演奏厅)，任由四五位助教在台前演述本课的要求和指定作业，足足说了二十分钟。然后基辛格博士才从他的太师椅上站起来开讲了，不慌不忙，一口作状式的德国口音，和摩根索教授的正统德国口音不同，他开讲不到五分钟就大谈摩根索的理论，把它批得一文不值，反而使我本能地想维护我的这位芝大老师。虽然我在芝大一年间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总对他有一份尊敬。相形之下基辛格简直就是一位政客，后来果然如此，据说基辛格在尼克松手下当完官后想返回哈佛重执教鞭，却被哈佛政府系的全体教授拒绝。
倒是另一位后来到尼克松总统政府任职的哈佛俄国史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令我大感意外。他原是波兰遗族出身，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我选了他两三门课，从而对俄国思想史着迷，并请他担任博士口试三位委员之一，却几乎惨遭滑铁卢，此是后话。派普斯教授主讲的俄国史课名叫“帝俄”(Imperial Russia)，讲起一个个俄国沙皇——彼德大帝、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斯二世——头头是道，像是刚从皇宫出来的宰相一样，讲起帝俄时代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更是眉飞色舞。而我一向对俄国文学有极大兴趣，那年暑假快结束前刚读完《卡拉玛佐夫兄弟》，遂立志要作一个现代的伊凡卡拉玛佐夫，甚至想学俄文。终于美梦得逞，在哈佛的第二年暑假就开始学俄文，艰难无比，但终于能读懂俄国知识分子之父卡拉姆津(Karamzin)的原文的时候，心中真是雀跃万分，而派普斯教授刚好在课堂上讲到他，令我备感兴奋。可惜我的俄文在苦修二年后没有继续，至今已经全部忘记，连字母也记不得了。然而派普斯教授在堂上讲的俄国知识分子传统(后来他还编了一本以此为名的论文集，篇末还附有史华慈写的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约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西化派”和“民粹派”的人物生平和论点，我当时背得滚瓜烂熟。一九七○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讲师，竟然斗胆开了一门俄国史的课，就是派普斯赐给我的“遗产”，后来我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至今深以为憾。我甚至爱屋及乌，认为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弃俄从美，把俄文也丢了，十分可惜。俄国的光荣文化传统，实在不能以苏联的暴政而一笔勾销。
说起苏联来，我当时受六十年代的革命风潮影响，旁听了好几门有关革命的课，记忆较深的是亚当？乌兰(Adam Ulam)的“社会主义”、和另一位年轻教授博斯(Valentine Boss)的“俄国大革命”，后者对我的印象尤深，因为这位博斯教授(当年可能还是讲师)本非此道专家，是研究俄国中古文学的学者。他第一次教授俄国革命，用的教材就是托洛斯基的《俄国革命史》，这本书读来像小说，而且托洛斯基把自己也变成一个角色(他本来就是领袖，后被斯大林暗杀)，以第三人称叙述，十分精彩。博斯教授也把俄国大革命作为一场戏剧来讲，听得我惊心动魄。班上学生不多，所以我们还作了不少“游戏”(包括问卷调查)，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的介入革命。至今想起，这位教授实在了不起，但他当年似乎郁郁不得志，我选了他一门“阅读课”，一个学年也见不了两三次，后来他不知所终。
乌兰教授的名气当然大得多，在课上也讲俄国革命，更兼及欧洲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记得这门课我还是选修的，因此读了列宁全集，读时也向史华慈请教，史师慈祥地说：“你不必读他的全集了，选几篇重要的文章足够！”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列宁不能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因为在学术上他不是大师，而乌兰教授偏偏在课上把马克思的学说讲得太浅薄，倒是谈其他社会主义学说——如“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傅利叶(Fourier)、欧文(Robert Owen)等有其创见。乌兰教授看来十分可亲，红红的面容，一头乱发，不修篇幅，原来他特嗜杯中物，有时候上课也是醉醺醺的。多年后我走过剑桥路，突然看到前面一个老翁倒在地上，于是赶快将他扶起，看他一脸不耐烦的样子，还不停地叫着：“Get me up! Get me up!”(把我拉起来！)，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乌兰教授，老态龙钟，我差一点向他说：“记得我吗？我曾是你的学生！”那次街头巧遇不到一两年就在报上读到他去世的消息。
另外两位教俄国文学的教授，我却记忆不太清楚了，一位芝加哥大学来哈佛客座的瓦修列克(Edward Wasiolek)，他所授的课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狄更斯、和杰克纳”，这一个组合别开生面，我当时也搞不清楚他为何如此，将三位风格迥异的作家放在一起，至今也不甚了然，只记得他谈起杜翁的作品来十分精彩，但内容我早忘得一乾二净。另一位教现代俄国文学的教授，姓名我早忘了，只记得他是俄国人，口音很重，观点也很特别，完全是出自俄国流亡人士的立场。我坐在他的小班上旁听，他也不在乎，只记得他声嘶力竭地说：“不要相信现在英语世界推崇的二十世纪俄国作家，什么高尔基、萧洛霍夫、叶夫辛柯……都是二流货，只有柏斯特纳克(《齐瓦哥医生》作者)是个例外，当然还有纳布可夫。还有不少你们从来没有听过的作家：巴里(Bely)、布加柯夫(Bulgakov)(我只记得这两位)，却都是了不起的真正艺术家！”不知什么原因，他这句话余音绕梁，令我多年难忘，后来读到Bely的《圣彼得堡》和Bulgakov的《大师与玛格丽塔》，果然令我耳目一新，这位老师说对了。还有Zamiazin的《我们》(We)，他也提过，说这本小说比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年》更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