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和这位业师也结了缘，我变成了他手下的“文学爱好者”，他每次在班上提到文学艺术都要向我望一眼。后来我胆子也大了，待到再选他的另一门研讨的课“中国近代思想史”时，就决定研究林纾(林琴南)，原因是要和业师分庭抗拒：他研究严复——一个晚清思想界的翻译家，我当然要研究林纾——一个晚清文学界的翻译家。没想到四十年后，我的研究又回到这个老题目！林纾生前译了不下一百多本小说，我哪里找得全？更读不完，只好以瞎子摸象的方法摸到林译的两个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葛德(Rider Haggard)，以此代表近代西方文化上的两股思潮，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我写来也十分得心应手，其实并没有下过太大功夫掌握林纾的资料，也没有讨论他的古文文体。不料班老师阅后大为激赏，甚至在图书馆里见到我，也当面赞之不绝，令我有点无地自容。因此这一篇论文也进入我的博士论文成为一章。后来为了“搭配”林纾，我又加上一章论苏曼殊，把二人作为五四浪漫文人的“先行者”。此是后话。
业师研究严复多年，最后终于出书，名曰《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篇首是他的同事哈慈(Louis Hartz)特别写的一篇序言，内中指出此书非但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大有贡献，而且更重要的是经由严复翻译的研究使得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得到一种崭新的阐释。换言之，史华慈用中国思想的例子“照明”了西方思想。最近有人重新研究严复的译文，发现在许多支节上严复可能是故意误译的，因此也再次证明了班老师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在该书讨论严复译赫胥黎和斯宾塞的两章，严复在晚清追求“富强”的思潮影响下，把西方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曲解”，而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本元素，以之构成国家富强之本(大意如此，可能因目前身边无此书而有所简化)。我当时读来兴奋异常，把买来的硬装本读之又读，密密麻麻地注了又注，圈之又圈，还用红蓝两种笔画线，把几段重要章节几乎背了出来。所以我在上章中说，我的英文文体脱胎于对于两位业师的摹仿：费正清的文笔言简而意赅，史华慈的文笔则散出一股哲学性的华丽。非但句子甚长，而且还用了不少“大字”，法文(ressentiment)，德文(weltanschaung)和拉丁文皆有。后来我才悟到倒不是老师卖弄文字，而是他的语言背景本来就是如此：年少时在波士顿上“拉丁中学”(是一间名校)就开始会拉丁文，在哈佛作本科生时专修的是法国哲学，二战服役时间又学了中文和日文，而他的德文和希伯亚文则有犹太人的家学渊源。除了法语文外，他又兼及西班牙和意大利文，据闻有一次他到意大利开会，早晨打开报纸看后大谈中国新闻，别人都目瞪口呆，原来该地没有英文报纸，他看的是意大利文报纸，竟无知觉。多年后有一次我到他家拜访，亲见他和夫人吵架，原来闹的原因是他到底懂得几种语言，她夫人说他至少懂十国语言，他坚持只懂六七种！我也看到他桌面上摆着刚从图书馆借来的不少德文书。那时(大约五年前)他已退休，但仍然每天读书工作不懈，从他的住所走路上班，到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他的办公室仅须十分钟，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和费正清一样，也是数十年如一日。我有时去费正清中心吃午餐，就是为了坐在他那一桌，和众人一起听他高谈阔论，针贬时事。其实他的看法比那些“中国通”(所谓China Watchers)学者更深入，而且料事如神，往往事后证明他是对的，而研究中国政治多年的“中国通”反而错了。
我至今仍然认为史教授和那些“中国通”在一起是浪费他的宝贵时间，他却从来不介意。他的办公室的门永远都是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敲门而入，他也和任何人都可以谈，只要你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多次和他单独见面之前，都要想出一两个问题，有时想不出来则不敢见他，后来他却反过来时常向我提出问题。我在哈佛任教时，常在课外主持会议或工作坊，他每请必到，甚至不请自来，事后也会向我说：“你的工作坊比别的有意思，我可以学到一点新东西。”这是我任教三十年最感荣幸的事。我因此也奉从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不过没有他那么勤奋。记得他在自己的退休会上说：多年来在哈佛任教，他感到很幸运，可以从来来往往的各地学者学到不少东西。这也许是谦词，也许真是他的一贯作风，然而我又怀疑：这些来来往往的访问学者中又有多少人的学问可以和他匹敌？
史华慈曾是费正清的及门弟子，但费教授就曾公开承认学问(特别在思想史方面)不如他。我又亲眼看到或读到他和其他顶尖学者“较量”的例子。有一次我旁听他和另外两位名教授开的一门研讨课：“西方思想在他国”，讨论的是俄国、中国和中东思想的比较，主讲俄国史的派普斯(Richard Pipes)也是一位名教授(下章将会谈到)，但整个课中主章所有论述的却是史华慈，我相信他也懂俄文和俄国史，而派普斯对中文却一窍不通。还有一次，哈佛几位教授为反越战而联合举办演讲会，史教授继另一位俄国教授发言，几句话就推翻了他的论点。他还写过一篇名文，公开批评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位海德格的女弟子当年数一数二的欧陆思想家——就以中国传统为例，指出阿伦特太过偏爱古希腊的“公共”生活(所谓vita activa)，并认为此一模式不能行之于四海而皆准。我在芝大任教时，有一次请他来演讲，他又公开批评当时红得发紫的名教授布鲁姆(Alan Bloom)，认为他对尼采的解释有问题。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然而史华慈绝不是一个好胜或好出风头的学者，可能他真的服膺学术上的节操和真理，而真理当然是愈辩愈明的。
我把史华慈视为我的师长，甚至我的“替代父亲”(surrogate father)，这种“情结”当然在师徒关系上很普偏，正因为如此，我偶尔也会不自觉地“反抗”他。毕业后我为了教学而研究西方文学理论，而兼及文化思想理论，其时可能受了一种“业障”，觉得我的老师的论点不够“理论性”，特别是德里达解构之风袭卷美国学府之后，我又觉得吾师在此方面无以教我。不料在他逝世前几年，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他，他劈头就问我一句：“Read any Derrida lately?”(最近看过德里达的书吗？)，我一时不知所措。后来读他晚年的文章，内中不但引了德里达，而且也兼及萨依德(Edward Said)和其他理论家。班老师深知近年来学术界的这种“理论转向”，但他精研理论后却不为所动，坚持他的中国文化本位。这一种执着，应该使那些在美教中国文化却处处炫耀西方理论的年轻一辈(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汗颜吧。我当年对于吾师的下意识间的反抗，何尝不也是这种潜在的“西方优势论”在作祟？而吾师晚年真正达到的境界，至少我只有登高弥止而仰叹。我曾在一篇追悼他的短文中写道：最后一次去他的寓所看他，他已因癌症复发而卧病在床，医生早已束手无策，事实上他在等死，但却十分宁静，他像慈父一样向我和玉莹(当时我们尚未结婚)问候生活情况，眼光慈祥，我顿时感动起来，向他报告说：想提早退休，如此可以多一点时间过一种“静思型生活”，我当时不自觉地用了他批评阿伦特的那篇文章中的两个字眼，竟然把“静思生活”的拉丁文说成“vita contemplata”，他听后不置可否，但立即纠正了我的语言错误：“不是contemplata，是contemplativa！当年我是念过拉丁文的。”最后这句话在大陆版《世纪末的反思》中出了一个小错，被置于引号之外，变成了我当年读过拉丁文！这个“我”的光圈不是我的，荣耀应归还我的业师。在该文最后，我提到他正在听巴哈的音乐。“每一次听都觉得内涵很深”。我现在写此文时，也不自觉地在听巴哈的音乐，尤其是那首Cantata Bwv 82号中的咏叹调，心中又涌起一股冲动：真想把这张由女中音Lorraine Hunt Liberson主唱的唱碟送给他，又怕他的在天之灵早已听过了。
不知道我的老师的中文姓名是谁起的，但确是恰如其人：史(历史)——华(中华)——慈(仁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