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孔鲤来说，孔子之孙孔癭的资料就丰富得多了。
孔癭，字子思，战国初期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之孙，孔鲤之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思年六十二而卒。曾经受困于宋，作了《中庸》。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被封为沂水侯，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并列“十哲”之间，宋庆宗咸淳三年(1267年)加封沂恩公，升列“四配”，元宁宗至顺二年(1332年)加赠“述圣”。
有关孔癭的事迹，较多地见于《孟子》。《孟子》书中有多处提及孔癭。
《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孟子离开齐国，在昼邑过夜。有一个想替齐王挽留孟子的人，坐下来和孟子谈话，孟子不理睬他，伏在小桌上睡觉。那人不高兴地说：“我是昨天晚上斋戒以后才敢来和您说话的，您伏在那里不听我说话，那我就不敢再来见您了。”孟子说：“你坐下，我明确地告诉你，从前鲁缪公如果没有人在子思的身边说好话，那么他也不能安抚住子思；泄柳、申详如果没有人在缪公的身边说好话，那么他们也不能安身。你替长者考虑，却不想想缪公是怎样对待子思的。是你对长者无情呢？还是长者对你无情呢？”
《孟子·离娄下》记载：子思住在卫国，有齐兵侵扰。有人说：“敌兵进犯了，何不避一避呢？”子思说：“如果我离开了，谁来守护君王呢？”
《孟子·万章下》记载：费惠公说：“我对于子思，是用老师的礼节待他的；我对于颜般，是用朋友的礼节待他的；王顺、长息，是服事我的。”
孟子说：“鲁缪公对于子思，屡屡地问候，屡屡地赠送祭肉，子思不高兴，最后把使者赶到大门之外，面向北方叩头拜谢，而没有接受。他说：‘从今以后我知道了君主是像畜养犬马一样地对待我。’大概从那以后，台官就不再赠送了。”
孟子说：“鲁缪公多次去见子思，说：‘在古代，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君和士交朋友，这个国君怎么样？’子思不高兴，说：‘古人有一句话，对待老师只能说服事，怎么能说交朋友呢？’子思的不高兴，难道不是说，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怎么敢和君主交朋友呢？论德行，那么你是服事我的，怎么可以和我交朋友呢？”
除此而外，明人陈镐所作《阙里志》，清人孔继汾所作《阙里文献考》，也都记载了一些有关孔癭的事迹。概而言之，有如下几方面：
(1)孔癭年幼时，看到孔子独自喟叹，就上前拜而问道：“您是担心子孙不肖，将辱没了祖宗呢？还是羡慕尧舜之道，恨自己赶不上呢？”孔子因为孔癭年幼，不屑一顾，说：“你是个小孩子，哪里知道我的志向？”孔癭却一本正经地答道：“我多次听到您的教诲，父亲砍柴，儿子不能背负，就是不肖。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非常害怕不能继承父祖的事业而不懈努力。”孔子听后，欣然笑道：“好啊，我不用担心了。你能够不废祖业，那么能够使祖业发扬光大吗？”
(2)鲁缪公想要以孔癭为相，孔癭看到当时大臣都是世袭，大臣们都是博取君主的宠幸而相互倾轧，而不是以德行自励，叹息说：“如果当了国相却不能推行我的主张，这是国相的耻辱。”就拒绝了鲁缪公而没有接受。临别时，孔癭告诫鲁缪公说：“臣闻君子犹风也，疑之则举。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窃谓君之言过矣。”
(3)鲁国国君去世了，孔癭居于卫国，而不为鲁国国君服丧。有人问他原因，孔癭回答说：“我离开了鲁国国君，不归其宗庙就不再为他服丧，居住在卫国而应该为卫国服丧。吾既然不属于鲁国而在卫国，我为什么还要为鲁国服丧呢？寄居之臣应该为所寄之国的国君服丧，而不为过去的国君服丧，以明确没有二君之义。”
(4)孔癭到宋国去，宋大夫乐朔和他谈论学问，因孔癭言语冒犯了乐朔，乐朔很不高兴，怂恿他的弟子围困孔癭。宋国国君听说后，亲自前往救援，孔癭方得脱险。孔癭于是模仿周文王囚于?里作《周易》，孔子陈蔡被围作《春秋》，撰写《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5)孔癭在卫国，曾经批评卫国的政治是“君不君、臣不臣”，“国事将一天不如一天了”。
(6)孔癭到齐国去，曾经回答陈庄伯问“圣帝明王巡狩之礼”，齐王问政等。
(7)孔癭居住在卫国时，曾经非常贫困，衣食无着，温饱都解决不了，田子方送给他白狐裘，但他没有接受。
(8)孔癭从卫国回到鲁国后，“教授其徒数百人，而道卒传孟子”。
以上材料说明，孔癭学识渊博，品行高洁，在各诸侯国中享有较高声望，他一生到过卫、宋、齐等诸侯国，旨在宣传、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其学术宗旨、政治主张与乃祖孔子一脉相承。其命运也颇为相似。
关于孔癭晚年教授生徒情况，由于史料阙如，已不能详细了解。《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就有子思之儒。这说明，孔癭是教出了一定数量的生徒，在当时有相当影响。《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自己也称是孔癭的私淑弟子，那么孟子和孔癭是有师承关系的。孔癭和孟子这一学派，在战国中晚期影响很大，后世称之为“思孟学派”。
孔癭的著作，司马迁说“子思作了《中庸》”，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子思子》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说“《子思子》七卷，鲁穆公师孔癭撰，已亡佚”。班固所说的这二十三篇，与《阙里志》、《阙里文献考》所说的四十九篇是什么关系，已不可考。孔癭完整的传世著作，只有《中庸》和《坊记》等，其中《中庸》最为重要。《中庸》原存于《礼记》之中，是《礼记》的一篇，宋时才由朱熹从《礼记》中抽出，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尽管自宋儒以来，有许多学者对《中庸》是否是孔癭所作提出过疑义，但一般认为，《中庸》的基本思想还是属于孔癭的。
《中庸》的基本思想，首先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视为人生之至德。但何为“中庸”，孔子并未阐发，在处世行事中只强调“允执其中”，反对“过”和“不及”。《中庸》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规定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谓之和”，认为“中”与“和”是道德修养和处世行事的基本准则，只有遵循这一准则，达到中庸的境界，才能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繁衍生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要达到中庸的境界，必须修身养性，达到“智”、“仁”、“勇”三德，成为有德之君子，“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时中”，为政则“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为人则“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此为治国齐家之根本。
其次，把“诚”作为世界的本原，当作是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基础。“惟天下至诚，为能经论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之道，还可以预国家之兴亡等。总之，至诚是人生最高境界，“至诚如神”。
此外，《中庸》还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认识过程和方法。
《中庸》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其中有关“诚”的论点，宋明时为周敦颐等理学家所接受和发挥，成为宋明理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朱熹将《中庸》抽出，编入《四书》，并为之作注，使之成为科举考试的书目之一，对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