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一个美好的政治理想，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谈到过。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他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并四处游说、宣传，希望能有机会出仕从政，把他的政治主张付诸实践。《论语》里就记载了许多他关心时政、评价时政的言论。
如，鲁哀公问：“怎样做才能够使老百姓信服？”孔子回答说：“举用正直的人，罢免那些奸邪的人，这样老百姓就信服。举用奸邪的人，罢免那些正直的人，这样老百姓就不会信服。”
又如，季康子问：“怎样做才能够使老百姓恭敬、忠诚而又要求上进呢？”孔子说：“用庄重严肃的态度对待他们，老百姓就会恭敬。你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老百姓就会忠诚。表彰贤德的人，教化那些邪恶的人，老百姓就会要求上进。”
孔子的政治主张和言论很多，也多次受到鲁、齐、卫等国国君的赞赏。但在五十一岁之前，他没有做过官，这不是说他不想做官，相反他多次表现出了从政入仕的愿望。据有关文献记载，这期间，孔子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官“委吏”，管理牛羊的“乘田”。《孟子·万章下》记载：“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但这算不上是出仕。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时，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打得大败，被迫逃到齐国。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也离开了鲁国，到了齐国。在齐国，孔子生活了两年，曾多次和齐景公谈论过政治。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说：“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像臣子的样子，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儿子的样子。”景公听了后，说：“你说的对极了！假如国君不像个国君，臣子不像个臣子，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即使有很多的粮食，我怎么能吃得着呢！”改日，齐景公又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说：“管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节约开支，杜绝浪费。”孔子很得齐景公的赏识，齐景公曾想把尼溪地方的土地封给孔子。
但齐景公的想法遭到了当时的齐国国相晏婴的强烈反对。晏婴反对的理由是：“儒者这种人，能说会道，但不能用法令来约束他们；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他们重视丧事，竭尽哀情，为了葬礼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自从那些圣贤相继下世之后，周王室也随之衰微下去，礼崩乐坏已有好长时间了。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详细制定烦琐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习不完，毕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这不是引导老百姓的好办法。”晏婴认为，孔子崇尚的繁文缛节，中看不中用。
另据《史记》记载，孔子在齐国期间，还拜访过齐国贵族高昭子，想通过去为高昭子做家臣的方式接近景公，以求有机会从政。
不管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如何，齐景公最终没有任用孔子却是事实。后来，据说有齐国大夫想加害于孔子，孔子只好离开了齐国，又返回了鲁国。若干年后，孟子在叙述这段经历时用了“接淅而行”四个字，说孔子在离开齐国时很是狼狈，把正在淘的米提起来，一边走路，一边滤干。
回到鲁国后，大权在握的季氏家臣阳虎欲召孔子出仕。他趁孔子不在家时，派人把一个蒸熟了的小猪送给孔子。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必须亲自到他家致谢。但孔子并不愿意见他，于是聪明的孔子也想趁阳虎不在家时去道谢。但碰巧的是，他们在路上遇见了，于是就不得不进行了交谈。阳虎用“怀其宝而迷其邦”不可谓仁，“好从事而亟失时”不可谓知，“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这样的话，来暗示孔子不应该浪费时光，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出来从政致仕。孔子好像被打动了，说：“诺，吾将仕矣。”但不知何故，这次孔子仍未出仕。公山弗扰据费地而叛乱，欲召孔子，孔子也曾“欲往之”，但因其弟子子路的反对也没有成行。
孔子终于有机会仕鲁是在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这一年，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今山东汶上县西)宰。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做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然后“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司寇”。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至于具体的政绩，我们只能从其他的典籍中窥见一二。
关于孔子做中都宰的政绩最早见于《礼记·檀弓上》：孔夫子在中都为官时，规定为死者做的棺材的厚度是四寸，椁的厚度是五寸，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不想让死者的尸体很快地腐烂。
王肃《孔子家语·相鲁篇》记载，孔子做中都宰时，规定了一些养生送死的礼节：年长的和年幼的饭食不同，强壮和弱小的从事的工作不同，男女走路不同，丢在路上的东西没有人拾取据为己有，大家使用的器具没有假冒伪劣的，规定为死者做的棺厚度是四寸，椁的厚度是五寸，死者的坟墓因丘陵高低而做，不另增土植树。孔子规定的的这些制度实行了一年，各地诸侯都来学习仿效。
《孔子家语》的记载，实际上是继承并发挥了《史记》、《礼记》的说法。如果《孔子家语》的记载不谬，那么，可以说孔子宰中都实行的是礼治。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任中都宰的政绩得到了鲁定公的认可，鲁定公对孔子曰：“学习你的这种做法来治理鲁国，怎么样呢？”孔子回答说：“即使用它来治理天下都行，岂只是鲁国而已！”于是第二年，鲁定公让孔子做了司空。
按照这种说法，孔子为司空当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关于孔子为司空时的政绩，我们所能知道的一麟半爪，也还只能依赖于《孔子家语》的记载。该书记载孔子为司空后，“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或得劂所。”所谓“五土”，据王肃说，一曰山林，二曰川泽，三曰丘陵，四曰坟衍(即高原)，五曰原阖(即平地)。就是说，孔子在做司空时，是根据各种“土”的不同秉性，因地制宜，顺应自然，使事物各得其所了。
继任司空之后，孔子又做了鲁国的大司寇。这是一个足可以和三公(司徒、司马、司空)并列的、较为显要的大官。历史文献给我们留下了远较任中都宰和司空时为多的史料，使我们可以更多地知道些孔子司寇任内的政绩：
第一，审理案件听从众议而不专断。
《孔子家语·好生》说，孔子为司寇时，断官司，都是根据众人对案件的意见来裁决。众人都说如何如何，孔子就说如何如何。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并不可取，但在当时专断成风的大环境下，却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
第二，为了把政事办好，不惜向季氏屈节。
鲁定公之时，鲁国大权实际上已落于“三桓”，尤其是季氏手中，孔子既为司寇，就必须经常向季桓子请示和汇报政务，这就难免在具体事情的处理上与季桓子意见不一致。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孔子就不惜屈节，多次向季桓子屈服。这与孔子平时所遵奉的“王公不我聘，则弗动”大相径庭。孔子的行为引起了他的弟子的不满，弟子宰予就曾进言说：“从前，我曾听先生说过：‘王公不我聘，则弗动。’现在先生当司寇的时间不长，而屈节的事很多。我们不可以就此停止吗？”孔子则解释说：“鲁国国内以强欺弱，以大欺小的事很多且很久了，而负责的部门却不去管，长此以往，国家将会乱套的呀。”从中可以看出，孔子为了国家大局，是不惜屈节求人的。
第三，“夹谷之会”为鲁君相礼。
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于夹谷(在今山东莱芜)，孔子以司寇身份任鲁君相礼。这个相礼，也就是司仪。当时的情况，齐比鲁强，齐人很想借此机会侮辱鲁国，压服鲁国。《左传·定公十年》、《史记·孔子世家》均详实地记载了这个故事，相比之下，《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更具趣味性：
定公十年春，鲁国与齐国和解。到了夏天，齐大夫犁癮对景公说：“鲁国起用了孔丘，势必会危及齐国。”于是齐景公就派使者告诉鲁国，说要与鲁定公举行友好会晤，约定会晤的地点在夹谷。鲁定公准备好车辆随从，毫无戒备地前去赴约。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兼办会晤典礼事宜，他对定公说：“我听说办理外交必须要有武装准备，办理武事也必须要有外交配合。从前诸侯出了自己的疆界，一定要带齐必要的官员随从。请您安排左、右司马一起去。”定公说：“好的。”就带了左、右司马一道去。定公在夹谷与齐景公相会，在那里修筑了盟坛，坛上备好席位，设置了三级登坛的台阶，用国君相遇的简略礼节相见，拱手揖让登坛。彼此馈赠应酬的仪式行过之后，齐国管事的官员快步上前请示说：“请开始演奏四方各族的乐舞。”齐景公说：“好的。”于是齐国的乐队以旌旗为先导，有的头戴羽冠，身披皮衣，有的手执矛、戟、剑、等武器也跟着上了台。孔子见状赶忙跑过来，一步一阶快步登台，还差一级台阶时，便扬起衣袖一挥，说道：“我们两国国君为和好而来相会，为什么在这里演奏夷狄的乐舞！请命令管事官员叫他们下去！”主管官员叫乐队退下，他们却不肯动，左右看着晏婴与齐景公的眼色。齐景公心里很惭愧，挥手叫乐队退下去。过了一会儿，齐国的管事官员又跑来说道：“请演奏宫中的乐曲。”齐景公说：“好的。”于是一些歌舞杂技艺人和身材矮小的侏儒都前来表演了。孔子看了又急忙跑过来，一步一阶往台上走，最后一阶还没有迈上就说：“这些人敢来胡闹迷惑诸侯，论罪当杀！请命令主事官员去执行！”于是主事官员依法将他们处以腰斩，让他们手足异处。齐景公大为恐惧，知道自己道理上讲不过人家，回国之后很是恐慌，问他的大臣们说：“鲁国人是用君子之道来辅佐他们的国君，而你们却用夷狄的办法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国国君，这该怎么办呢？”主管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实际行动来向人家道歉认错；小人有了过错，就用花言巧语来谢罪。您如果痛心，就用具体行动来表示道歉吧。”于是齐景公就退还了从前所侵夺的鲁国郓、汶阳、龟阴的土地，以此来向鲁国道歉并悔过。
整个会盟过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记载并不完全一样，综合起来，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部分：
一是会盟前的准备工作。会盟前，齐国大夫犁癮听说孔子为鲁相后，片面地认为孔子只懂得礼而无勇，劝齐景公在两君相会时，派附近的莱人以武力劫持鲁定公，以达到其目的。而鲁国这一面，孔子也劝鲁定公做两手准备，在会盟时采取必要的军事防范措施，也就是所谓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由于孔子的建议，鲁定公加派了军队和军事长官。
二是会盟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当献酬完毕时，齐国执事者要求表演当地舞蹈以助兴。于是，事先准备好的一群莱人就手持旌旗以及矛、戟等武器鼓噪而至。孔子见状，忙命人将这伙莱人挡住，以保护鲁定公，同时顾不得礼节，大步上前去责问齐景公。关于质问的言词，《史记》与《左传》略有不同，大意却是一致的，义正而词严：两国君主友好相会，却找些夷狄野蛮的俘虏来捣乱，您齐君不会用这种手段对待诸侯吧？边鄙之人图谋中原，夷人扰乱华人，被俘的俘虏侵犯会盟，用武力来威胁友好，这对神灵来说是不吉祥的。对于德行而言是失德，对于做人而言是失礼，您不会这样做吧？孔子一番话，义正词严，又合情合理，说得齐景公不得不喝令莱人离开，打消原来的念头。一计不成，齐人又生一计。在两国的盟书上，齐人又单方面加上一句：“齐师出境，鲁国不派出兵车三百辆相随，就要按盟书上的规定受到惩罚。”如果鲁国同意这一条，就意味着鲁国将在军事上成为齐人的附庸。聪明的孔子，也立即还以颜色，提出要齐国归还侵占的鲁国的汶阳等地，否则就是违背盟约，也要受到惩罚。
三是会盟的结果，就是经过孔子的努力，鲁国在夹谷会盟中挫败了齐国的阴谋，迫使齐国归还了鲁国被侵占的汶阳、灌水、龟阴等地的土地，取得了鲁国外交史上的一次大胜利。毫无疑问，孔子在这次会盟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能，是取得这次胜利的大功臣。
第四，堕三都。
夹谷之会的胜利，使鲁国赢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也提高了孔子的声望和地位。但鲁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并没有因之而消除。接下来的“堕三都”则改变了孔子的政治命运。
三都，指絥都、费都和絣都三个城堡，分别属于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领地，都由他们的家臣掌管，在那里发展武装，修筑城堡，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三桓”经营三都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但随着家臣力量的不断强大，这些城堡往往成为家臣们叛乱的根据地，他们不但侵凌“三桓”，还越过“三桓”直接干预国政，直接威胁到了“三桓”乃至国家的安全。这引起了“三桓”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孔子的不满。孔子利用“三桓”与家臣的矛盾，建议拆毁三都，消除家臣叛乱的隐患。孔子此议还含有强公室、弱“三桓”，削弱“三桓”的势力，加强鲁君对鲁国的统治的目的。孔子此议得到了鲁君的支持，也得到了“三桓”的积极响应，并很快就顺利地拆毁了叔孙氏的絥都，接着又拆毁了季孙氏的费都。拆费都时，遭到了季孙氏家臣费宰公山不狃的强烈反抗，孔子率兵击溃了公山不狃的反抗，并最终拆毁了费都。但到最后要拆絣都时却遇到了麻烦。絣都位于鲁国北部(今山东宁阳县北)，距离齐国边境不远。孟孙氏有个精明的家臣公敛处父，他意识到了孔子堕三都、强公室的政治目的，就对孟孙氏讲了一番话。《左传·定公十二年》记载了这段话，公敛处父分析了絣都对于国家、对于孟孙氏的意义，他说：“如果毁掉絣邑，齐人就可以毫无阻挡地直达鲁国的北门；况且絣邑又是孟孙氏的保障，没有絣邑，就没有孟孙氏。”他劝孟懿子假装不知，破坏这次活动。这使孟懿子惊醒过来，叔孙氏、季孙氏也有所明白。孟懿子便接受了家臣公敛处父的建议，佯装不知，由家臣去对抗堕絣都的活动。叔孙氏、季孙氏也态度消极，不作干预，堕絣都的事便只有鲁君在做了。结果显而易见，堕絣都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开始激化了。
第五，诛少正卯。
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五十六岁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这个“相”，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国相。这期间的政绩是：杀了扰乱国政的鲁大夫少正卯，参与国政三个月，贩卖猪、羊的商人不敢漫天要价了，男女行人都分开走路，掉在路上的东西也没人捡走，四方宾客来到鲁国的城邑，不用向官员们求情送礼，都能得到满意的照顾，好像回到了家中一样。
孔子在鲁国的卓越政绩，令鲁国“三桓”心有余悸，也令鲁国的近邻齐国恐惧。齐人惧怕鲁国强盛起来，威胁自己的安全，便多选美女骏马送给鲁国君臣，使其耽于享乐，怠于政事，疏远孔子。这件事《论语·微子》、《韩非子·内储说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等都有记载，齐人送的美女大约是十六名，良马一百二十匹。鲁国君臣果然上当，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季桓子接受了齐国送来的女乐，一连三天不过问政务。每天流连于美女良马之间，不理朝政。这情形连子路都看不下去，建议孔子离开鲁国。无可奈何之间，孔子只好离开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行程。《孟子·万章下》记载孔子离开鲁国时，对弟子们说：“让我们慢一些走吧！”其伤感悲哀之情不言自明。
孔子在鲁国从政的失败，并没有使他放弃他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为了寻求机会，重新从政，施行其政治主张，实现其政治理想，他毅然离开了他的父母之邦，踏上了周游列国的征程。
据文献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的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到过的诸侯国有卫、陈、曹、宋、郑、蔡等，停留最多的诸侯国是卫、楚两国。
卫国是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也是孔子出入和停留时间最长的诸侯国。卫国在今河南省北部，国都帝丘，在今河南省阳县境内，系周康叔之后，与鲁国为兄弟之国(鲁国始祖周公与康叔是兄弟)。孔子初到卫国，住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中，颜浊邹是卫国的贤大夫。在卫国，卫灵公对孔子很客气，给他六万斗即相当于二千石的俸米，这与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时的俸禄一样多，还多次问政于孔子。如卫灵公曾向孔子问过军队列阵作战的事，孔子回答说：“祭祀的事我倒曾听说过，排兵布阵的事，我还不曾学过呢。”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也不甘寂寞，派人对孔子说：“各国的君子，凡是看得起我们国君，愿意与我们国君建立像兄弟一样交情的，必定会来见见我们南子夫人的，我们南子夫人也愿意见见您。”这使孔子辞谢不得。孔子见南子的详情，《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得很详细：南子夫人坐在葛布做的帷帐中等待。孔子进门后，面朝北叩头行礼。南子夫人在帷帐中拜了两拜，她披戴的环佩玉器首饰发出了丁当撞击的清脆声响。事后孔子说：“我本来就不愿意见她，现在既然不得已见了，就得还她以礼。”由于南子是一个淫荡的夫人，所以，孔子见南子，引起了许多人的不理解。如当时孔子的弟子子路就很不高兴，致使孔子不得不呼天嚎地发誓：“我假若不对的话，上天一定厌弃我！上天一定厌弃我！”子路为什么要不高兴，孔子又为什么如此发誓表白？令人费解。子路以后，历代的注疏家们更是从各自的思想认识出发，为维护孔子“至圣先师”的形象，或怀疑，或认为孔子所见南子不是卫夫人，争得不亦乐乎。详细情况可以参考王元化先生《子见南子与前人注疏》一文。两千多年后的1928年，林语堂据此演绎成一个剧本，而孔子故乡曲阜师范学校的学生们，则在1929年6月将这个剧本搬上了舞台，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子见南子风波”，甚至惊动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见本书第九章)。
孔子居卫还发生了一件事。一次，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外出，以宦官雍渠做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招摇过市。这使孔子很生气，大声斥责：“我没有见过喜好道德像喜欢美色一样的人。”后来孔子离开卫国，不知道是否就是因为此事。
孔子一行离开卫国，走到匡地(今河南省长垣城西)时遇到了麻烦，匡人把他们包围了起来。原因是孔子长得和阳虎相像，阳虎曾欺辱过匡人，于是匡人就将孔子他们围困了整整五天。当时，孔子的弟子们都很害怕，孔子却满不在乎地说：“周文王已经死去，周代的礼乐制度不就在我们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些礼乐制度的话，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死的人承担起维护它的责任。上天并没有要消灭周代的这些礼乐制度，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匡地之围虽然最终解除了，但孔子一行也不得不又回到了卫国。
之后，还发生过佛筭据中牟反叛赵简子，派人招请孔子，孔子打算去，弟子子路反对以及孔子想要西行去见赵简子等事件，但孔子最终还是留在了卫国。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卫灵公世子蒯聩刺杀南子未遂，引起政乱，孔子眼见在卫国从政无望，便率领弟子们离开了卫国。
离开卫国后，孔子一行到了宋国。在宋国，孔子没有受到礼遇，却差一点被加害。据说，一天，孔子教弟子在一棵大树下练习礼，宋国大司马桓?派人砍倒了大树，并想杀孔子。孔子不得不在其弟子“我们快点走吧”的催促声中“微服过宋”，尽管他嘴里还喊着：“上天既然把传播道德的使命赋予我，桓?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逃出宋国后，孔子一行来到了郑国。这时，孔子和他的弟子走散了，他一个人独自立于郑国城东门外等候自己的弟子。弟子们找不到老师，十分着急。子贡逢人便问自己老师的下落，有个郑国人半开玩笑地对子贡说：“东门外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古帝唐尧，脖子像尧时有名的法官皋陶，肩膀像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可是从腰部以下比当年治水的大禹短了三寸，一副狼狈不堪、没精打采的样子，真像一条丧家狗。”尧、皋陶、子产、禹，都是古代的圣人或先贤，郑人将孔子与古代圣人或先贤相比，孔子自然很高兴。所以，当子贡见面后将原话如实地告诉孔子时，孔子欣然笑曰：“他形容我的相貌，不一定对，但说我像条丧家狗，对极了！对极了！”
在郑国没能落住脚，孔子又来到了陈国。孔子在陈国居住了三年，寄住在司城贞子家中。一次，有一支隼鸟落在陈国的宫廷中死了，有眓木做的箭穿在身上，箭头是石头做的，箭长一尺八寸。陈公派人向孔子请教，孔子说：“那只隼鸟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那支箭是肃慎族的。从前周武王伐纣灭商，沟通了与各少数民族的联系，让九夷百蛮都贡献各自的地方特产，肃慎族贡的就是这种箭。周武王为了显示他的美德，就把肃慎部族的箭分给长女太姬，后来太姬嫁给了虞胡公，虞胡公又封在陈国。”陈公听了，叫人到府库中去找一找，果然找到了这种箭。
孔子居陈三年，晋、楚争霸，陈是小国，夹在中间，常受侵掠，国内政局因之动荡不安，孔子又不得不离开陈国前往楚国。
孔子自陈适楚，必须经过蔡国，孔子在蔡国逗留了一段时间。蔡国发生内乱，蔡国大夫公孙翩射杀蔡昭公，楚国侵犯蔡国，孔子去了距蔡地不远的楚地负涵(今河南省信阳县)，拜访了驻守该地的楚大夫叶公(名诸梁，因采邑在叶地，故称叶公)，同时，与叶公就政治问题交换了一些看法。如，叶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为政的道理在于招纳远方的贤者，使近处的人归服。”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躬行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出来做证明。”孔子说：“我们乡里的正直人和这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样，政治也就在其中了。”叶公还曾向子路打听孔子的情况，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就对子路说：“仲由，你为什么不对他说：‘他这个人呀，学习起道理来不知疲倦，教导人全不厌烦，发奋学习时就忘记了吃饭，快乐时就忘记了忧愁，以致于连衰老就将到来都不知道。’”
不知何故，孔子自叶地又返回了蔡国。但这一次，孔子在蔡国却吃尽了苦头。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吴国攻打陈国，楚国派兵援救陈国。听说孔子在陈国和蔡国的边境上，楚国就派人聘请孔子到楚国去。陈、楚两国的一些大夫恐怕孔子到楚国后会受到重用，危及陈、蔡，就派人围困孔子于野外，使之不能行动，绝粮多日，致使跟从孔子的弟子们病倒了不少。而此时，孔子仍镇定自若，不停地给弟子们讲学、朗诵诗歌、歌唱、弹琴。子路见状，不高兴地问：“君子也有困窘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在困窘面前能坚守节操不动摇，小人遇到困窘就会不加节制，什么过火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最后，孔子派子贡到楚国搬来救兵，方才解围。这就是著名的“陈、蔡绝粮”的故事。
孔子在楚国，受到了楚昭王的礼遇，楚昭王准备以七百里书社之地封给孔子。但这事遭到了楚国令尹子西的反对，他认为孔子具有周武王那种“作为只有百里之地的君主，最终能够统治天下”的才能，又有具有外交才能的子贡、辅相才能的颜回、将帅才能的子路等有才能的弟子辅佐，一旦重用之，“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吗？”于是，孔子在楚出仕从政的理想就随着子西的这番话而成为肥皂泡了。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了“兄弟之邦”的卫国。此时的卫国，卫灵公已死，卫国立灵公的孙子辄继位，即卫出公，而孔子的弟子也有不少人在卫国做官。这使孔子又一次得到了卫君的敬重，卫出公想请孔子出来执政，而孔子本人也做好了出仕从政的思想准备。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子路》的记载，子路曾问孔子：“卫国国君想请您出来执政，您打算首先做什么呢？”孔子回答说：“那我一定要首先正定大义名分！”孔子还解释了这样的理由，他说：“名分不正，说出来的话就不顺理；说话不顺理，那么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那么礼乐教化就不能兴隆；礼乐教化不兴隆，那么刑罚就不会恰当；刑罚不恰当，那么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孔子连自己的施政纲领都准备好了，其从政愿望之强烈不难窥见。这大约是孔子刚回到卫国后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孔子这次返回卫国，仍然没有出仕从政。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鲁国季康子派人来请孔子回鲁国。这时孔子的弟子冉有、子贡、樊迟等人，都在鲁国做官。据说冉有曾率领鲁军在清地(今山东省长清县东南)打了一个大胜仗，季康问他的军事才能是后天学习的，还是生而知之的，冉有说是跟老师孔子学的。季康子再问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冉有回答说：“任用他要符合名分，他的学说不论是传布到百姓中，还是对质于鬼神前，都是没有遗憾的。”于是，季康子听从冉有的劝告，派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物去迎接孔子，而这时在卫国的孔子，正遇到卫卿孔文子询问攻打太叔之策，孔子托辞不知，也正准备离开卫国。于是，孔子在经过了长达十四年的奔波流浪之后，重又回到了父母之邦鲁国，时年六十八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