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前，中国男女结婚的年龄就很早，女子许嫁往往在十三岁至十五岁的少年时代。
《礼记·曲礼篇》注里有：“女子十五许嫁则十五着笄，未许嫁者则二十着笄。”
《谷梁传·文公十二年》记载：“男子二十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二十而嫁。”
《礼记·内则篇》有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的说法。说明女子十五岁至二十岁是出嫁的年龄，如有特殊缘故，那么延至二十三岁。
《周礼·媒氏》注里有“男子二十至三十皆应娶妇，女子十五至二十皆应嫁人”的说法。
《墨子·节用篇》说：“古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无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无敢不事人。”
此外，《韩非子》等论说中都有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之说。
汉代的妇女也是早婚的。《陌上桑》中女主人公罗敷“二十尚不足，十九颇有余”，已是一位官吏的妻子了。《焦仲卿妻》中，兰芝“十七为君妇”。女史学家班昭十五岁出嫁，汉代女子大多是女十五而嫁，男二十而娶。
事实上，若把民间女子出嫁年龄计算于内，那么，中国的早婚历代相袭，并且大多是在十三岁至十八岁之间出嫁成婚的，包括历史上有名的妇女也是如此。比如三国时期曹丕的妻子、女诗人甄氏，十六岁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为妻，十八岁被曹丕纳为夫人。汉朝的卓文君十五岁出嫁，十七岁就守寡了。唐朝的杨贵妃十七岁入宫为妃。武则天十四岁就选召入宫。唐长孙皇后十三岁初召为李世民的嫔。北魏冯太后十四岁为贵人，十五岁立为皇后。十六国时期前秦首创回文诗的女诗人苏蕙，十六岁嫁给符坚的部下窦滔为妻。宋朝女词人李清照十八岁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清朝的庄妃十七岁入宫……此后自清末民初起，早婚已成习俗，即使当代，某些落后地区还信奉“早生儿子早得福”，女孩十五六岁就受聘出嫁了。早婚，成为目前违法婚姻个案中比例最大的一种。据中国大陆一九八七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二十岁以前的已婚人口有三万五千七百七十八人，占全部已婚人口的0．064个百分点。在十五至十九岁的年龄段人口中，有三万五千四百二十八人有配偶，四十七人丧偶，三百零三人离婚，甚至在十五岁的少年中，也有结了婚的。一九八二年中国大陆有四百四十二万四千余早婚青年，其中女性是男性的1.5倍。一九八七年全国则有六百多万人早婚，最小的妻子八岁，最小的妈妈才十三岁!
探究时兴早婚的缘由，主要有这么几种：
第一，为人口增殖，强盛国力。
如越王勾践，为报仇雪耻，他卧薪尝胆，休养生息，励精图治。为使人口增殖，对男子二十不娶，女子十七不嫁者，要处罚其父母。秦汉之际，七八年中，战火连绵，人民流离失所，饿死与葬身沟壑者不可胜计。汉朝建立后，人口稀少，田亩荒芜。只有增加人力才能尽地力，因而政府强制女子早婚，把女子当生育机器来使用。汉惠帝有令：“女年十五以上至二十不嫁，五算。”当时的“五算”，相当于谷价十石以上，这不用说贫苦人家，就是对中等之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然大家也绝不会为使女儿迟嫁几年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北朝，魏文帝下诏令：“男女娶嫁失时者以礼令之。”周武帝在北周建德三年有诏云：“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魏晋南北朝时，晋武帝九年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总之，历代统治者倡导早婚，为人口增殖以强盛国力，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第二，帝妃、贵族阶层以身作则，示范早婚，形成身份越尊贵，定婚年龄越低的时尚。
《礼记·文王世子》中记载，周文王十五岁时生了武王，而武王还有兄长伯邑考，这样算来，周文王十三岁就结婚了。 《左传·襄公九年》中有“国君十五生子”的说法。特别是汉朝，为鼓励早婚，宫中帝妃婚龄更小。昭帝八岁即位，上官皇后才六岁。平帝九岁即位，安定皇后也是九岁。在北朝，魏文帝以前的诸王到十五岁就被赐于妻子，离开皇帝另外居住。魏文帝后，皇族成婚年龄更低。太子晃十三岁就生了文成帝，文成帝十五岁时生了献文帝，献文帝十三岁时生了孝文帝，文帝的幽皇后十四岁、昭皇后十三岁，宣武帝的顺皇后十四岁就送进宫中。(《南史》、《北史》、《后妃传》)北齐的王族高俨被王降罪时，年龄十四岁，而他的妾中怀孕者已有四人。高俨的兄长齐后主也是十四岁生子恒。他执政时曾发出“将女年在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出嫁者全部集中在省，隐匿者，将其家长处以死刑”的命令。这种皇族早婚习俗一直沿袭至清代。
由于皇室帝妃示范，士族官僚及豪门贵族乃至平民百姓，普遍时尚早婚，并以此为荣耀。女子十三岁至十七岁被认为最佳出嫁年龄，女子年过十八而未聘娶者，已经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剩货”、嫁不出去之嫌了。
第三，为了壮大亲族，延嗣后代。
早婚，与中国婚姻重视家族的承继有关。“大婚，万世之嗣也”，“多子多福”，“早生儿子早得福”等已成为封建社会公认的哲理。因此，早婚带来的儿孙满堂、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等也成了人人仰慕的殊荣了。此外，政治联姻的存在也促使一些统治者以早婚为手段，迅速壮大自己的亲族。如汉朝的吕后，她嫉妒心强，猜疑心重，只信得过和她是一个血统的人。诸吕之女，常常是在幼童时就许嫁奉为正宗的汉王族刘氏。如赵王友之妃是吕产之女，少帝之后及朱虚侯之妻是吕禄之女，梁王之妃仍是诸吕之女。吕后许嫁吕氏幼女，并实行婚后分封，使吕、刘二氏势力迅速扩张。
崇尚早婚，历代相传。然而，这种违背生理和心理规律的早婚，其弊端也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由于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身体尚未发育健全，早婚使寿命缩短，不少人年轻夭折。以东汉皇帝为例，寿命从十岁到二十岁的有三个人，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有五人，寿命在四十岁以上的仅有两人。不少女子因过早生育而夭亡。同时，少男少女心理发育不成熟，难以担当父母重任，养育不好子女而导致婴幼儿早夭。历代也有过一些开明之士，给皇帝上书，认为世俗嫁娶过早，不知做父母之道，自然对子女教养知识甚少，儿童早夭，人口减少，因此主张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他们认为男子三十筋骨强健，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肉皮肤充盈，可为人母。但这并未能影响或改变崇尚早婚的习俗。
其次，早婚使身心发育未成熟的少男少女过早知道男女间的事，助长了淫风。在《汉书》本传中，记载有不少荒淫之事：燕王刘定私通父妾并使其生下一子，他又强夺弟妻为自己的妾，并且奸污了她的三个女儿。赵太子丹与亲姐及宫女乱淫。梁王立私通其姑园子。江都王建在其父易王薨后未葬之时，就奸淫了其父爱妾淖姬，又与妹妹徽臣淫乱，他还命令宫女裸体卧地，与羝羊及狗性交，打算让人与禽兽交配生子。还有齐王终古，他让其所宠之奴与妾及侍婢奸淫，他在一旁观看取乐。
这些少男少女深居宫中，做出无数荒淫无耻之事。同样，由于早婚早夭，留下不少尚处青少年时期的鳏夫寡妇，由此生出许多私通淫乱之事。就是在民间，要一些十六七岁的女子守一辈子寡也是不容易的，尽管倡导贞女节妇，但终不能制止寡居少女的私情。
再次，这种早婚，实际上已使中国女性的生理年龄失调，导致心理早衰。中国古代对女子生理研究的结论是：“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充，太充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强，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 (《内经·素向》)按此说，女子十四岁至二十一岁间为最佳婚龄，而三十岁已是“面始焦，发始堕”，四十二岁的女子已处于衰老阶段了。一个女子，十三四岁就出嫁，侍奉公婆和丈夫，恪守妇道，掩掩藏藏做媳妇，十四五岁即生子为母，那么，三十来岁就当了婆婆或岳母，四十多岁已是祖母或外祖母了，六十岁左右已是四世同堂的曾祖母辈了。也就是说，由于早婚，中国女性失去了青春期，从幼童少女即进入妇人阶段，虽二三十岁和四十岁左右的女性仍是风姿绰约，充满女性活力的时期，然而，种种礼教规范、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的责任与操劳，以及四十来岁就列入了祖辈，都使女性心理过早衰老。长期以来，女性到了三四十岁，就从服饰打扮、礼仪交往以及兴趣愿望等方面过早进入“老年期”，自我封闭，适应所处身份，应有的青春活力和对美的追求都被视为异端。女性的性压抑以及心理负荷使中国女性的心理年龄大大缩短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女性心理早衰已根深蒂固，尤其是农家妇女，出嫁后，就把维护家庭安逸，侍奉丈夫公婆，抚育子女成人作为唯一的追求与希冀了。
此外，早婚还导致人口素质下降等弊病。当然，早婚的习俗不是孤立的，是与封建的婚姻关系紧紧相依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