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严格的共和党人、一位忠心耿耿的爱国者——父亲也为军队提供物资——他是个心胸狭窄的伦理学家,但终究也算个好人;此‘好人’的含义即为:对于他人的不诚实,父亲决不同情,决不接受任何借口,尤其是当这种不诚实损害了他本人利益的时候。倘若如此,他会喋喋不休地谈论荣誉和美德的必要性。他的其中一个伟大思想便是:在井井有条的民主社会里,荣誉和美德要成为一种义务——就像教育、税收和选举。一天,他发现那个为他干了十五年活的卡车司机竟然在骗他钱。他立刻让人逮捕了他。审讯时,卡车司机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
“但是老板在‘骗人入圈套’的时候从不犹豫。每次他骗了一个顾客,总要吹嘘上半天,好像做了一件大好事。‘唯一重要的就是要赚钱,’他曾经说过,‘不管你从哪里、用什么方法得到。把死猫当活马卖出去——这就是做生意的秘诀。’那么,我只不过做了老板对他的顾客所做的。我只是骗他入了圈套。”
这些嘲讽的言论给法官留下了坏印象。他们判他两年牢狱,不仅是因为他偷了几公斤粮食,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污蔑了本地区一家老字号商店……这家店建于1794年,它经久不衰、一贯享有传奇色彩的声望,早已是本镇世代相传的荣耀。
我还记得,在做出这个可喜判决的晚上,父亲召了一帮朋友一起吃饭:一帮和他一样的生意人,也像他一样,扎根于这样一个创业原则,即:‘骗人入圈套’正是交易的灵魂所在。你可以想象,他们对卡车司机的挑衅态度是如何愤慨。直到午夜,他们都没谈其它话题;从这片混乱、席间夹杂的名言警句、争论和小杯白兰地中,我提炼出一句箴言:可谓是这段经历的寓意所在,同时,也是对我所受教育的综合:
从他人手里得到某物,并占为己有:此为抢劫。从他人手里得到某物,加以转手,从而换取尽可能多的钱:此为交易。抢劫显然更为愚蠢,因为只能带来一次性的、危险的利润;而交易中,利润可以加倍,且无危险。
我正是在这样的道德氛围中日渐长大,没人过问我的成长,天天耳濡目染的只有父母的言行。经商阶层子女的发展通常都顺其自然,因为没人有空操心他们的教育。他们完全靠自己琢摩,听其性情指引,再加上些卑劣狭窄环境的不良影响。完全自觉自愿的,丝毫不需要什么外界压力,我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努力和创造能力奉献给了这一家族骗术。从十岁起,我的生活构想除却偷窃更无其它,我还笃信——啊,我保证当时完全出于真心——‘骗人入圈套’就是一切社交的基础。
大学经历决定了我即将把自己的人生引向奇异而痛苦的境遇,因为在大学里,我结识了日后将成为我朋友的那个人——闻名遐迩的部长,尤金·毛丹。
他是个酒商的儿子,受父亲影响走入政界(正如我踏入商界);他的父亲是区选民总代表,甘必大主义委员会副主席,各种团体、对抗小组和企业委员会的创立者,因此,尤金打小就拥有‘一个天生政治家’的灵魂。
虽然他领受免费奖学金,但他超乎寻常的厚颜无耻和粗暴无礼立刻震慑了我们,他阴沉散漫的说话方式也极大地削减了我们的热情。此外,他还继承了他父亲对组织的狂热,办事高效,而且可从中获利。短短几个星期,他就完成了一项改造工程,使大学校园成为各种社团、俱乐部、委员会及其附属委员会的集会地,并且身兼众组织的三大职务:主席兼秘书长兼财务部长。其中有足球协会、顶级协会、跳背社团,和远足俱乐部;还有单杠委员会、秋千联盟、单脚竞跑联合会,诸如此类种种。所有这些五花八门协会的成员都有义务为总基金出力——即是说,同志们的口袋要为此出力——每月按时缴纳五个苏,这些钱使他获益匪浅,其中一项便是使他有能力订阅一本由他编辑的季刊,据称,此杂志对众‘紧密团结的自治组织’意义重大,可作宣传思想、维护利益之用。
身上共同的邪恶天性和欲望,立刻使我们俩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合作,贪婪地、无止尽地剥削我们的同志,这些同志还因被盘剥而深感自豪。不久,我发现在这项欺骗活动中,我只处于弱势,但是这个认识促使我更加紧密地依赖我这位野心勃勃的合作伙伴。作为对权力失衡的补偿,我被准许有权捡些碎屑……当时我的确心满意足。唉!我的朋友大口吞食着蛋糕,而我得到的却仅止于碎屑。
后来,在那段艰辛痛苦的时期,我再度遇到了尤金·毛丹。父亲由于‘骗人入圈套’,最后以自己入圈套而丧命。一批不幸的存货似乎让整个军营都中了毒,这就是整个悲惨事件的缘由,并最终使我们这家建于1794的老店毁于一旦。如果仅仅是作假,父亲极有可能逃过此劫,因为他十分清楚如何获取他的时代里那些无上的特赦权;但是这次,他酿下了毁灭性后果,不可能逃脱罪责。一个美丽的黄昏,突然的中风带走了他的生命。他死了,剩下母亲和我,身无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