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筹弟弟的学费，五年的商专生涯，我只以生力面充饥。
为了筹弟弟的学费，五年的商专生涯，我就以生力面充饥。
我在台北商专的日子，因为后来回友蚋老家挖煤矿的时间较少，也比较赚不到什么钱，所以我就拼命打工赚学费，贴补家用。
那时，因为已经渐渐脱离乡下的生活形态，不能再靠抓山产、捕鱼或砍柴等方式维生，于是，我开始寻找大城市里的生存之道。
首先是住的问题，既然教授愿意免费让我住在他家的小阁楼里，我就不愁没有容身之处了。为了报答教授的收留之恩，我每天一定都很努力地帮他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洗衣、拖地、煮饭样样都来；偶尔我也会帮忙批改一些学生作业，尽量不给教授带来麻烦。
每天早上三四点，我起床盥洗后，就去台北球场当球僮，在陪伴王永庆先生打完高尔夫后，才到学校去上课。晚间，我还另外接了一个工作，那是在某高职夜补校的附设印刷厂里当兼职临时工，工作时间从傍晚五点工作一直到十点半，一个月的收入大约两百元左右。
通常，在我忙完以后，回到教授位于东园街的小阁楼里，都已经接近深夜十一点了。但我还不能休息，十一点到十二点间，我要替教授整理房子，一直到十二点过后才是完全属于我的时间。
“颜渊”、“颜回”的由来
我进入台北商专就读的时候，因为在家里都得工作，所以只能利用下课十分钟的时间看书写功课。又因为实在很穷，中午同学都在吃便当，我不是看书，就是睡午觉，大部分时间都喝水裹腹。因为环境艰苦，我自然显得比一般同学早熟。大家看我这么节俭、用功，个性又相当沉稳，有时候有些纠纷就叫我排解，久了我被班上同学取了“颜渊”、“颜回”的绰号。
不要看我每天下课都在看书，好像非常用功，其实我在班上的功课并没有总是拿第一。因为我只有下课时间能够念书，其他时间都在工作，所以我的成绩虽然不错，不过倒也没有非常顶尖。有一次班上一些女生起哄，说颜渊每天都那么用功，一天到晚看书都不合群，哪一天她们一定要带我去看电影。有一次考试过后，班上十一个女孩子真的把我架到东南亚戏院看电影，片子是当时最流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一个人坐在中间，左边六个女生，右边五个。不过电影开演三分钟不到，我就开始低头梦周公去了。因为平常工作、上课实在太累了，在电影院里灯一黑，我自然就想睡觉了。结果整部电影我根本没看到，倒是睡了一场好觉。散场后，那些女同学抱怨，下次再也不会请“颜渊”看电影了，因为我整场都在睡觉，真是浪费钱！现在回想起来实在相当有趣。
利用半夜温习功课
或许读者们会心生疑问：那，学校的功课怎么办呢？
没错，半夜十二点，大家或许已经沉醉在甜美的梦乡之中了，不过，此时我才刚刚要开始念书呢！写作业、交报告、准备考试等等与课业相关的工作，都只能在这段时间进行。虽说专科生不是每天都排着满满的课，我可以稍微利用一下白天的时光；而假使我不小心忘了时间，三点半一到，我就又得开始忙碌的一天，连睡觉都来不及。
有时想想，自己当年还真像是超人一个，在这种如链条般环环紧扣的忙碌生活下，居然还能担任班上的班代表，每天早上都准时出席，未曾迟到，真是太神奇了。
在我商专二年级那一年，大弟也顺利考上了台北的成功中学。我在高兴之余，安排他一起住进台北的主任家里。只是我连自己的学费都是申请助学贷款分期缴纳才付得出来的，大弟的学费该怎么办呢？
幸好，我后来替他找到一份家教的工读机会，总算解决了一点问题。只是从小习惯天塌下来有哥哥挡着的大弟，在台北生活得并不习惯；再加上大弟比较没有金钱的概念，所以常听他有事没事就喊穷，叫身上没钱。我体谅他念得是升学主义挂帅的普通高中，心想他的课业压力确实比我要来得大，因此我常常在自己口袋已经相当拮据时，还东拼西凑出一点钱来，希望供他过得宽裕一些。
用生力面换得文凭
傻里傻气的大弟，一开始还会好奇地问我：“哥，你怎么会有钱？”后来，因为我骗他钱是我跟别人借的，日后再还就可以了，他也就糊糊涂涂地拿成习惯了。
只是，我这样宠大弟，却苦了我自己。那时候，我走过自助餐店时，常常只有猛吞口水的份儿，真的饿到受不了头脑发昏时，我就会走到学校的饮水机旁去喝水，一直喝一直喝，用水把自己灌饱，就不会想吃东西了。
天可怜见，我当年最常拿来裹腹疗饥的食物，除了免费的开水，就是一包不到五块钱的生力面。口袋里没钱时，一块生力面饼，我可以剥成两半当成早餐和晚餐，到于中餐能免就免了吧！
根据我自己的估计，就读台北商专的这五年期间，我总共吃掉了1965包的生力面。求学这段时间，是这些生力面帮助我熬过半工半读的辛酸岁月。
现在，每当我看到台北商专的那纸文凭，就会想起一包包黄橙橙的生力面，我也常和朋友开玩笑，戏称我的一张文凭，是我用生力面换来的。
在今日，生力面早就成了小朋友们最喜爱的零食了，我每次看到路上的小学生们人手一包生力面时，总会觉得非常亲切。
只是不知道这些天之骄子们是否能够想像，他们手上那包可吃可不吃的零嘴，曾经是某个人赖以存活的重要粮食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