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一个听上去很让人迷惑的名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国务院在我们中国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了。而在美国呢，虽然人家叫State
Department（国务院），那应该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吧，可它偏偏不是。而国务卿呢，听着和总理似的，可这职位也不像我们臆测的那样。美国国务院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而国务卿也就是外交部长。可是美国国务院偏偏是美国最老的三个内阁部门之一。而国务卿的地位感觉也是各内阁部长中最高的一位，当然我这说法是绝对的不科学。但是根据美国法律，在特殊情况下（如遇刺，重病等情况）的总统继承人顺序中，国务卿在各内阁成员中是第一位。
事实上我在得知我们可以去国务院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已经十分兴奋了，而头脑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电视里看了无数遍的国务院的个性化的大门，只因为大门玻璃上的印记。我当时那叫一个心潮澎湃，国务院的大名已经见了无数次了，而作为外国人的我，进入美国的前前后后都有国务院的控制，怎能不熟悉？加上有兴趣于外交的我，更要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综上所述，知道我们可以去国务院的消息后我是很高兴，心中的美好景象挥之不去。
国务院是我们进去的第一个正式的内阁部门，想来似乎也是惟一一个。其安全保卫程度自然可想而知，在美国还没驾照的我一切要靠护照打理。在去国务院之前很多天我们就开始上报个人身份信息等等，虽然都很基本，在中国看来也许正常，但是在美国却很少有机会如此细致地填报个人信息。我是把我的家底全部曝光了。美国人自然不适应，竟然被问到了出生地是哪里，困惑，太困惑。
像第一次一样，在去国务院之前那天的下午“青年美国”依然给我们开了一场简报会。我还在和我室友神聊的时候，发现开始发简报了，也就支使室友上去带份给我，拿来翻看，却又翻到了兴奋点。十分确定，我们第二天是肯定要去国务院里面的。在国务院内会有四个官方人员和我们见面，第一位是国务院国际妇女事务高级协调人（Senior
Coordinator,International
Women's
Issues）夏洛特·彭蒂塞利(Charlotte
Ponticelli)；第二位是国务院发
言人兼助理国务卿，来自公共关系局（Department
Spokesman
and
Assistant
Secretary,Bureau
of
P
ublic
Affairs）的理查德·鲍彻（Richard
A
Boucher）；第三位是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娜·罗卡(Christina
Rocca)；而最后一位是负责国际禁毒及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查尔斯(Robert
Charles)。当然除此之外最后还会有位来自国务院负责招募新人及进行职业训练的官员和我们见面。
我的眼神锁定在了鲍彻先生这个名字上面，我只觉得我脑海深处的铃声在激荡。原因何在，只因为鲍彻先生的名字虽不足以称得上如雷贯耳，却也实有印象。我对鲍彻先生并无太多崇拜，但是这样和国务院里听说过的人物面对面的机会依然让我期待，我更期待从这位美国政策发言人的嘴里听到官方的答复，并且是对我问题的官方回答，即便全是外交辞令。
就在这时候，负责演讲项目的一个工作人员就在喊我的名字，问我在哪里。当时我还在刻苦地学习着简报里面关于鲍彻先生的介绍，了解着他的背景。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也就兴奋地应声站起。
工作人员满脸微笑地说：“你可以问你想问的关于美国协防台湾问题，而且这应该
是个很好的机会，而且鲍彻的工作正是专门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来自国务院，也就是处理国际事
务的。”
不用说我就有这意向了，要不我兴奋什么？我也没客气，说道：“是的，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要是用中文问他呢？”
工作人员好像被吓到了一样，很是不惑，带有轻松地回答我：“他能听懂吗？中文？”
我那叫一个胸有成竹：“是的，你们刚发下来的简报，这里写着他是会讲中文的。”
旁边另一个负责“青年美国”的工作人员赶忙补场：“那你也要考虑到大家啊，大家可听不懂中文。”
“那我就用中文和他问好吧！？”
我继续试图得到一些妥协的许可。我似乎忽略了我身边的人，这时才发现我用中文的建议被提及之后在场的很多人就开始欢呼雀跃了，更有人玩命地和我说：“伊恩，一定要用中文！那样就酷死了……其实，我们也会中文，都听的懂。”
美国的年轻人就是这样能折腾，还爱开玩笑，一些和我们相似的玩笑。我看着大家就笑，但是工作人员那里似乎还是很不情愿让我完全用中文和鲍彻先生交流。我坐下之后依然热烈，我似乎成了焦点，众人的目光汇集一处，好似我是一个很酷的家伙。也许，当时的我还算是够酷吧？
简报会上的情景让“青年美国”中的很多人记住了我，有的说咱幽默，有的说酷，有的说够邪乎……不管怎么说，我被记住了。而大家似乎很期待我第二天的表现，更关心我会问出什么问题了。我们项目的副负责人凯蒂还特意在结束之后叫我，说用汉语问好真是个好主意，她觉得我到时候问了好之后鲍彻先生会吃惊的。可是事实上，我并没有想好我要问什么问题。我其实十分清楚，台海局势这样的问题其实也算是足够敏感的了，而鲍彻作为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想必会重复自己最近的言论，而最有可能的是被模棱两可的答案所答复。从鲍彻那里听到对布什总统在温家宝总理到访之时的意见交换的肯定或者强调似乎并不很现实。所以我的触角在搜寻着其他可能的和我的祖国有着关联的问题。
恰恰在那一天的下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准确地说是那一天朝核会谈要再次在北
京举行。而开始之前，美国方面放出话来，关于对朝鲜的新要求，要求其遵守CVID。所谓“CVID”，即英文“Complete，Verifiable，Irreversible
Dismantlement”的缩写，意为“完全、可核查、不可逆转地解除核武”。
有意思的是，在回到国内之后，我才发现这一CVID的要求好像就是从鲍彻先生的嘴里说出来的。而在当时，CVID是个新词汇，我就想出了关于朝核危机的一个新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中的努力？您对现在正在北京举行的新一轮六方会谈有什么预期，或者说，您是否认为朝鲜方面会接受CVID这个新条件？”
和许多朋友商量了很久都不知道究竟是台海问题更有意义还是朝核问题更好。当时真是找到谁都要问一问这两个问题之间如何抉择，而到最后，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结果。
第二天我们似乎起的很早，而“青年美国”的工作再一次强调了来自国务院的苛刻要求。这次我似乎听到了一个之前并不熟悉的规定：在国务院外不可以照相，即，不可以在国务院外照国务院的照片，否则国务院的安全人员会处理你的相机。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著名的战地记者，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唐老鸭，新华社的唐师曾先生。想到这位先生的原因是，我当时似乎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外面照一张国务院的照片，不管如何，我就不信我的偷拍技术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的大巴在本不大的华盛顿市区中穿来驶去，绕的我似乎已经有点累了，还没见到国务院的踪影。其实国务院离我们住的乔治城不远，似乎只是隐藏的很深，到底还是找到了国务院。而且国务院的出现是属于那种措手不及型的，害得我这个不合格的摄影爱好者都没来得及拿起手上的相机偷拍下国务院的外观。恐怕不用我多说了，十分明显，国务院像华盛顿市内的所有政府部门一样，被隔离了。一排又一排的水泥墩把国务院围的看上去安全的不能再安全了，而国务院的周围也因此变得很是安静。之前的美国很少有像北京的使馆区一样僻静、高度戒备的地方，而现在，在华盛顿的市区，似乎是比比皆是。下了车的我，彻底失去了偷拍美国国务院外景的机会。
进国务院的安检在华盛顿市内的所有活动中应该是值得一提的，但是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国务院的安检严格到了什么程度，甚至都不如我们日后去的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当然，或许是由于“青年美国”之前预备工作出色的缘故才让我有了如此感觉。我们在国务院的门口至少排队就排了半个小时，每个人的手上都拿好了有照片的证件，在美国，一般就是
驾照。没有驾照的我，拿的是护照，就这护照，还被我的美国同学们传阅了很多次。其实安检的严格仅仅在于这里的安全人员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认真的核对身份，并用了更长的时间。安检门的灵敏度并不及国内许多机场高，登记的人也就看了一下我的签证，连我的护照身份页都没有看，就把国务院的胸卡发给了我。
胸卡实际上就是许多公司进门用的那一种。后来我和尼考拉斯（Nicholas）坐下来闲聊，我俩似乎都对这胸卡有着极大的兴趣。我们的胸卡上面写有“PUBLIC
AFFAIRS”（意为“公共事务”）字样，中间很不清楚并且明显走型的美国国徽下面有行很大，并且很让我们失望的字：“ESCORTREQUIRED”（需要护送）。这意思很明显，在国务院内的任何活动，只要出了我们所应该在的迪安·艾奇逊会议厅（Dean
Acheson）就需要和相关国务院工作人员协商，即使是上卫生间也需要国务院人员的贴身陪同。我们很不满意，但是依然没有办法，继续研究这胸卡。我俩竟想把这胸卡作为纪念物留下来带出去，后来在背面的说明上清楚地看到说这张胸卡是要在离开国务院的时候交还给门卫的。这样看来，如若不还，恐怕连出都出不去，所以，留卡做纪念是不可能了。
打从进入迪安·艾奇逊会议厅（Dean
Acheson），我就不老实，非要拍照一下这内部景象不可，但是还没等我构好图，前面国务院的人就叫我过去了。实在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紧张。我最后并没有坐在正面，而是像第一次一样坐在了侧面。右侧（讲台的左侧）的第二排，第一排是所有介绍演讲者和答谢演讲者的人坐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固执地认为坐在侧面会有更大的概率被叫到提问题。
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第一位国务院官员，夏洛特·彭蒂塞利（Charlotte
Ponticelli）女士就利索地进来并站在了讲台前。不知道在美国的政界女共和党人是否真的很少，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她一个女性共和党人的身份如此有兴趣？彭蒂塞利女士上来之后还算比较有亲和力，虽然不讲笑话，但是说话没有任何架子。不过有意思的是，她上来就发现了一个睡着了的，还叫人把那个人叫醒了。不知道这睡了的，和彭蒂塞利都是怎么想的？一个是在这种情况下尴尬睡去，一个是还没开始说话就被尴尬了一把。关于女权的问题，讲起来就停不下来，好不容易跑题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又说回来。对于如此健谈却又能全球跑题的水平，我是佩服有余。说到很多事情，彭蒂塞利女士还会十分动情，慷慨激昂之余还有感动，我只能说我更加佩服了。说到女权，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彭蒂塞利女士说的战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女权问题。
不出我所料，我听到了我很习惯的那种口气。在战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曾经十分可怜的妇女们被给予了更大的空间以及更多的权利，她们欢欣鼓舞，对今天的生活真是满足的不得了。我不能说美军的到来没有给那些从前受压迫的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我也不能说所有的美军都对被占领地区的居民漠不关心。可是这种把美军的出现说成光明使者的感觉总是让我难以接受，更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哪个政权会是光明的使者。说美国人去伊拉克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你把我当羊肉涮？就说你们不是为了石油，难道不是因为看萨达姆不顺眼？可怜布什先生打仗欺负人家都不找个牢靠点的理由，闹到现在盟国都要蹬腿不干，把自己搞得也很没面子。我敢说除了我认识的几个强硬保守派朋友，其他的年轻人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之后的问题就能看得出来。或许美国的大多数年轻人心里都潜意识地认定政府是在说谎吧，无论情况如何。
彭蒂塞利女士很会避重就轻，也许是她心里也有数，我们这些年轻人，很可能疲于片面地说美军的到来给阿富汗和伊拉克曾经受压迫阶级以光明这样的话，就要用事例来感动我们。而她讲话过程中，用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不久前。不久前……来自阿富汗的被解放妇女和我讨论了如何具体在阿富汗更大范围地推行男女平等，保障女性的权益；不久前，来自伊拉克的妇女参观了华盛顿，并被要求到许多内阁部门进行学习，而现在的伊拉克临时政府中就有多少多少名女性（潜台词是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她们多么渴求看到学到更多的东西回去服务她们的国家，她说……如此这般，还有太多的不久前。我只能说，彭蒂塞利女士的记忆力实在超群，不久前的如此多事可以历历在目，想必事实定让人十分感动，要付出大把泪水才是。
重点其实还是提问题，而一开始提问题，我首先就意识到了问题的喜忧参半。为什么说喜忧参半呢？因为实际上这次不是像新闻发布会上那样点人提问题，而是请想提问题的人走到两个过道的话筒后面去排队。好是好在这样如果能排得上就不用担心不被叫到，可是坏又坏在如果排队的人多，有的人没机会问怎么办？而后来事实证明，每次排队的人都有很多，而其中只有一部分真正有机会问出问题。
彭蒂塞利的的确确十分健谈，而由于她的健谈甚至差点忘了给我们时间提问。我前面说到从提问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年轻人有很大一部分愿意“揭批”政府的本质，更乐意相信政府是有重重黑幕的，是在说谎。当然，言辞之中还是有客气的。提问从简单的女权问题开始，后来自然而然就扯到了敏感的问题上面。比如：美国女兵的问题；以及在美军占领区，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都存在着严重的贩卖妇女和儿童的问题；而且妇女的权益在绝大多数，或者说广大地区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以及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女性的权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等等……我应该说，这样的比较尖锐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彭蒂塞利女士刚才讲过的一切的挑战。而这样尖锐的问题应该占到了绝大多数，可是相同的问题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原因是每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一个故事，至少听上去是这样的。抱歉，我似乎不应该用故事，以避作假之嫌，应该说是彭蒂塞利女士的一段经历吧。
实际上后来我了解到，很多人对彭蒂塞利的回答很不满意。彭蒂塞利女士像我说的一样，每个问题都以一段经历作回答。当然这每段经历在事实上是和前面讲的许多“不久前”如出一辙，有的干脆是“不久前”的续集。大家首先对内容就不满意，因为就是根据前面的“不久前”提出的问题，或者，应该说是挑战前面许多“不久前”的普遍适用性，而换回来的却是对“不久前”的深入讲解。对此，我不以为这是政治手段，更不以为这是什么外交辞令，因为这似乎是彭蒂塞利女士被弄的恼火的结果。原因何在，有情景为证。当时的彭蒂塞利女士在回答这些在她看来对自己十分不尊重的问题的时候声音提高了许多，而且很是厌烦的样子。每每我们在试图用我们听到看到的反例对其“不久前的经历”进行质疑的时候，她的表情就让我想起了从战场上回来的美国大兵如何和社会格格不入，尤其是越战老兵认为社会对其奋斗的事实所不尊敬的感觉。一个政客，不仅没有周旋，最后却差点被弄出了脾气，当然让大家很失望。
有一个人拿着手上头天晚上做的功课，也就是详尽的事实和数据，向彭蒂塞利女士抛出一个十分严肃的、关于她所提到的妇女权益得到改善的地区正在贩卖妇女儿童的情况及妇女沦为娼妓、被虐待等等事实的时候，彭蒂塞利女士似乎突然爆发。而我的那位可怜的朋友，脸色煞白，像是被吓到了一样，我想，换了我一样会被吓到。谁又能想到一个政客会做出如此举动呢？
结束以后彭蒂塞利女士依然得到我们致谢者的感谢，我们当然像往常一样地站起来鼓掌，目视其离开会议厅，不过当时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迷惑。实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出现，如果彭蒂塞利女士真的急了，想必场面会更尴尬。
在我还没有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鲍彻先生走了进来。即使我已经尽量预习了鲍彻先生的脸，但是看到真人的时候依然觉得……觉得……不太一样。鲍彻先生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想必肯定是十分的忙，进来之后几乎没有任何面部表情。只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学生代表在上面介绍他的背景，我当时就想，我怎么就没想起来要介绍他呢？听着那个人在上面复述我了解到的鲍彻先生的背景，我的心情也一点点地在激动起来。说来鲍彻先生的背景的确有趣，而与我们中国也还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国务院网站上，鲍彻先生的简历是这样的：理查德·A鲍彻，国务院发言人兼助理国务卿，公共事务局。被提名上述职位从2000年5月1日工作至今。理查德·A鲍彻在五任国务卿的任内担任了发言人及代理发言人的职务，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两次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并在华盛顿和海外担任数职。他是一位高级职业外交官，并且官至美国驻外大使。
鲍彻最近的一期任命是在2000年5月的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的任内成为国务院的发言人，在鲍威尔国务卿接手国务院后他继续了他的职务。从1989年3月起，鲍彻在贝克国务卿（Secretary
Baker）的任内成为了国务院的代理新闻发言人，而在1992年8月，他继续担任伊格尔伯格国务卿（Secretary
Eagleburger）任内的发言人。根据克里斯托弗国务卿（Secretary
Christopher）的要求，他在1993年6月留任国务院发言人一职。
2000年6月13日，鲍彻被任命为负责公共事务的执行助理国务卿。他在2000年12月15日被确认为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并在12月28日被总统同意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在此之前，在1999年7月至2000年4月期间，鲍彻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美方高级官员。
鲍彻曾两次被任命为美国驻外使节。1996年至1999年，他作为总领事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而在1993年10月至1996年6月期间，他出任美国驻塞浦路斯大使。
鲍彻是位职业外交官。他从1977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84年至1986年到中国担任驻上海总领馆代办（Deputy
Principal
Officer）。在1986年7月回到华盛顿后在国务院业务中心（Operations
Center）工作，并担任了欧洲安全及政治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European
Security
and
Political
Affairs）的代理负责人。
鲍彻出生在马里兰州贝塞斯大（Bethesda）。他在1973年在达傅斯大学（Tufts）获得学士学位，并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了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他会讲法语和中文。
鲍彻先生进来，先是说了两个女孩儿的名字，并问她们在哪儿？只见下面有两个人面部表情十分自然的举起了手，原来鲍彻先生的孩子和她俩是同学。
有点激动的我根本没听进去鲍彻先生开始讲的话，现在回忆起来是一片空白。鲍彻先生的快节奏被带进了会议厅，因为感觉事实上他都没说几句，就把时间给我们提问了。
没想到这时大家都动作利落，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我起身的时候本来不晚，而且处在与话筒那么近的有利地形，可是站位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没想到室友泰勒竟然也会去提问题，结果被他抢在了前面，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站在话筒前面了，我站在他后面犯傻。后来又过来一位女生，我再次谦让，把位置让给了她。结果往会议厅另外一侧的话筒那里一看，似乎形势已经不大乐观了。我才意识到我的善良和谦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好在我第三的位置站的很稳。两个话筒之间交替提问……听到泰勒问了关于土耳其库尔德的问题，以及美国究竟是否将其视为恐怖组织等等。后来出乎我的预料，真的有人也问了朝鲜核问题，虽然一看那个人在朝核问题上就没有做功课，因为她都不知道现在新一轮六方会谈正在北京进行，更不知道最近CVID这么个新玩意儿正是从眼前的这位大叔嘴里说出来的。
我仔细地听着鲍彻先生的作答，实际上那才叫做专业的外交辞令。听的我很是陶醉。不过美中不足，鲍彻先生说话声音压的很小，倒不像情绪低落，更像是心情不爽，或者很不情愿来。关于朝核问题，没有问出难度就让鲍彻先生很轻松地回答了。整个回答几乎就是给在座的人扫盲，给他们讲怎么有个朝核问题，以及朝核问题在区域内及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朝核问题的进程，其中包括了中方的努力，对此的确给予了肯定。并且告诉大家中国在五个国家中是最能对朝鲜施加有效压力的，而中国在过去的几轮会谈中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可是还有很多的努力要做。当时在北京举行新的一次会谈，但是似乎听得出来鲍彻先生并未期望那次会谈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或者期待任何新的显著成果的出现。因为他说，现在才是第一天，很难说会有什么发生。那声音和表情，都透着职业的外交辞令。坦白地讲，之间对几个问题的答案都相当有气无力。也许面前这群年轻人问的问题太过稚嫩，或者说对他根本构不成威胁的原因吧？
我早上出发来国务院之前特地上网查了邮件，我一个好哥们儿回信建议我避开台海问题，攻击朝核问题，只因为比较容易得到答案。而事实上我在头天晚上就做出了要问台海问题的决定，虽然那个决定并不是决心十足，但是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在我听到鲍彻先生对朝核问题的答复后，我是庆幸自己选择台海问题的决定的，因为这个问题看起来更“敏感”，更酷！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至少效果比朝核问题要好很多。
在我听朝核问题答复的时候，为了调整心态，尽量不紧张，我在左顾右盼，并且手上在不断整理自己的领带和衣服。在左顾右盼之际，发现几个和我熟识的朋友也在看我，脸上在我看来是种坏笑，一种期待的坏笑。还有人到了最后还不忘叮嘱我一定要全说中文，而其他的人呢，有的给我加油，有的也在微笑致意。在鲍彻先生的回答接近尾声的时候，另外一边的话筒旁还有两个人，而我后面也才过来一个，在我开始之后，他们都被请回了座位，我意识到我刚才的谦卑可能会有多危险。因为那可能断送我和鲍彻先生对话的机会。
事实上我在开口之前，还没有最后决定到底应该用汉语仅仅问候，还是索性提问题也用汉语。前面鲍彻先生并不积极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打击到了我的积极性，觉得似乎最后很可能是仅仅用汉语问好而已。我的最终决定是用汉语问候，但是征求鲍彻先生的意见是否用英语完成提问。没想到我最后的表现和我想象的是那么的不同。
我站稳，都没来得及深吸一口气，就连珠炮般的开始了我的问候。我的语速，无论是汉语还是英文，向来都是很快的，而当时的我根本无暇，也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说的还是那么的快。我们所有提问人在开始提问之前都应该自报家门的：名字，来自什么地方。我记得我当时只说了我的名字以及我来自北京的背景，我记得是用英文说的。
“早上好，鲍彻先生！我之前了解到您会讲中文，所以我就决定用中文和您问候了。”
此言一出，下面就开始骚动了，当然还有笑声，恐怕他们是没想到汉语会是这样的感觉。而且这种也的确有点酷。我的语速很快，想必听上去也很搞笑吧。当然，鲍彻先生也第一次露出了笑脸。
我没有等太久，就又继续有点语无伦次地说道：“您是否介意我用英语或者汉语提问，您……？”
“随便。”还没来得及重新组织语言来问鲍彻先生的我，就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了爽快的答案，而事实上这个随便的音量依然不大，这也是整个过程中鲍彻先生说的惟一一句汉语。真是金口难开啊，才说两个字。虽然发音并不十分标准，我是说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标准。但是鲍彻先生能够听懂语速如此之快的我的汉语，相信已经足以说明鲍彻先生的汉语功底了。只记得鲍彻先生听完我的问话觉得很有意思，微笑着说出了“随便”这个在汉语中很口语化的一个词。而这惟一的一句汉语让“青年美国”的很多人以为当时鲍彻先生根本没说汉语，因为回答仅仅是两个字，声音还是低声细语一般。
见鲍彻先生是如此的痛快，我自不能含糊，马上就开始说起汉语。可是一年时间都没有长期使用汉语的我，对汉语的掌握程度确有下降。我问出了之前早准备好的台海问题。
“布什总统对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不支持台湾独立，以及任何形式的独立活动。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美国不会在台湾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协防，或者说，美国并不无条件承诺协防台湾？如果我的假设是错误的，那么武装力量，嗯，什么样的武装干涉程度……您会……您会……嗯，expect？”对，当时的我最后就是加上了那个英文单词expect（期待，预期），因为准备问题的时候是用英文准备的。现场得到鲍彻先生的同意说汉语之后，先从英语翻回汉语的时候，由于我下降了的汉语水平找不到合适的词，并且在句法上存在着问题。
我的语速应该要比问候的时候更快了，搞得坐在下面的人很是愕然。在之前提问国防部官员的时候就是用英文问的同样问题，所以在场很多人知道内容是什么。而事后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用汉语问的时候长了很多？事实上就是我退步了的汉语的原因，一时间语言组织能力实在不高，难以找到合适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意思。搞得很多人误以为用汉语说话是那么的复
杂。
在问完问题之后，从鲍彻先生的面部表情我就觉得他是听懂了的。而鲍彻先生当时的表情就是微笑。
鲍彻用英语向全场提示：“你们都听懂了吧？”说罢全场一阵爆笑。
严格意义上讲，这是鲍彻先生那天早上开的惟一一个玩笑。
鲍彻先生之后开始翻译我问过的问题：“他刚才问的是关于台湾问题。”
既而鲍彻先生又开始为大家扫盲，介绍台湾问题的历史渊源以及到现在的情况和进展。简单说了说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把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说得相当清晰。
在扫盲加翻译结束之后，鲍彻先生再一次把头转回了我这边，问我：“我说的没错吧？”我笑着使劲点了点头，鲍彻先生也是满脸微笑。
当时的气氛，要比我问之前轻松很多，提完问题的我见到这架势也是十分放松，在那里站着听得好像很认真。其实当时真的很兴奋，不，应该是亢奋。导致后面很多的东西都没有认真地听进去，只是觉得站在那里被回答问题，很是满足，而至于回答的内容是什么，似乎根本没有记下来。
鲍彻先生的回答似乎是对前面扫盲工作的继续，但是答话的确回到了问题上。“我在台北大使馆工作过，当时（我们美国）和他们（台湾）断交的时候我就在台北。我看到了（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外面的示威游行啊之类的事情，那时候那里很多人说，是我们抛弃了他们。而当时我们和中国大陆方面的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这也是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结果……”
由于我注意力的不集中，后面鲍彻先生说的话我只记得只言片语。所有的记忆甚至都是一个个零碎的片段，根本难以拼凑。
鲍彻先生似乎在后来还简单的介绍了现阶段台海两岸之间的关系和局势。后来又自然地说到了美国的政策及其背景。
“中国人看东西很长远，什么50年100年的计划啊……但是我们美国人就比较看重眼前的东西，恨不得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想要使用武力解决，而台湾呢，又要单方面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们说不行，大家都冷静一下，我们希望双方更大的推动双边经贸、人员的交往，然后……最后……使这个问题自然的得到解决。”这算是比较有建
设性的部分，而我也记得他重申了：“我们的基本政策就是一个中国”。当然还说了那个听上去很温和的政策：“我们不希望中国使用武力，也不希望台湾单方面改变自己的未来。”就这样，问题基本被回答完了。
掌声响起，我眼见就要失去再开口的机会，我就赶紧抓住话筒补充一句：“谢谢。十分不好意思，您介不介意在这个结束之后和我照张相片？”
我想，全场的人除了鲍彻先生，没人知道我是在请他和我照相。听罢，还没完全走下讲台的鲍彻先生点点头，狡猾地笑了笑。我回到了座位上，的确，直到我和周围的人解释，没人知道我刚才和鲍彻先生讲了些什么。鲍彻先生在拿过学生代表呈上的一个杯子之后就走了过来，我生怕他忘了刚才我问的事儿，对着他玩命儿挥手比划。
鲍彻先生过来的时候我站了起来，他问我，“那我们是在这里让你的朋友帮着照呢？还是怎么样？"
我就连忙把相机给詹梅斯（James），后来鲍彻先生的助手提议出去到过道去照，我也就紧跟了出去。照相的时候过于紧张连闪光灯都没有打开，结果第一张照的很模糊，根本看不清楚。后来我看过，又请鲍彻先生和自己再补照一张，还好，效果不错。
拍照期间鲍彻先生还和我对几句话。
“那你是北京来的？”鲍彻先生十分好奇地问道。
“是的。”我看着镜头回答道。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鲍彻先生似乎不是很理解。
“我现在是学生签证身份，在美国上学。”我依然看着镜头，似乎有点不够礼貌。
“你在这边待多久了？”鲍彻先生接着问道，似乎在问什么很有意思的事情。
“才一年。”我回答着。
“在什么地方？”鲍彻先生的声音里充满着不理解和新奇。
“加利福尼亚，但是明年应该会去马萨诸塞州。其实，做个加利福尼亚人挺不错的……”我傻笑着半开玩笑地说着。
不过鲍彻先生似乎并不买账，对我的话没有更多的回复。我赶紧拿好相机，再次说了“谢谢”和“跟您聊的很高兴”，最后十分恭敬地和鲍彻先生握手告别。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那么急着回到会议厅里面去。后来觉得很扫兴，似乎应该再和鲍彻先生多聊一会儿才是，好像自己丧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过去只用耳朵听电视的缘故，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从华盛顿回到北京最开始的几天里面，我发现鲍彻先生在国际新闻节目的上镜率似乎是出奇的高，不断的有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官方声音。也总能看到那张多少熟悉的脸，“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说：……”。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好像在笑，笑自己曾经和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人那么近。
当我回到会议厅里自己的座位上，后面的一位国务院官员已经在台上站稳了准备开始演讲了。我还在欣赏刚才和鲍彻先生照的相片，只听到这位负责南亚事务的叫作克里斯蒂娜·罗卡（Christina
Rocca）的女士说道：“咱们提问题吧，但是可别用汉语问，我可不像鲍彻先生那样会说流利的汉语。”全场再次爆笑。
罗卡女士是负责南亚事务的，而这一地区在近几年来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核武、反恐、禁毒等等。而被许多国人忽视的一点，这一地区内的中国利益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作为区域性大国的地位，该区域内的印度是中国最强有力的战略竞争对手。印度从各个方面都有实力对中国形成挑战，对中国的地区性大国地位具有撼动实力。美国人其实也一样，很多人都没有“南亚”这个概念。罗卡女士心里清楚，所以上来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南亚的定义。
上去提问题的人似乎没有刚才等待问鲍彻先生的人多，而且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印巴裔美国人。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南亚局势的关注远远不够，无论如何似乎也无法激起自己对他们问的问题的兴趣。不过很明显，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着重培养对这个区域内利益的保护和控制了。印度的潜力是巨大的，在中国南翼一个超级力量的崛起意味着什么恐怕我不必多说就很清楚。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负责国际禁毒和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查尔斯（Robert
Charles）先生。而这位先生恐怕也是整个上午话题最轻松，聊的最开的一位。上来之后似乎就没打算往禁毒和国际司法合作的话题上靠，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领导才能和纪律组织性的课。说得的确有趣，主要侧重于查尔斯先生他自己这么长时间的工作经验。以他的意思似乎就是他走过的路有必要向我们传授一下，使我们受益。最后提问题的时候自然会有人问关于毒品的问题，甚至在劝戒人们不要吸食大麻的宣传中，提到每笔大麻和其他毒品交易都是对恐怖主义组织的帮助，在经济上帮助了他们。如此一来，在场的许多人自然质疑这句话的真实性和理由何来。这句不是查尔斯先生当时说的，但是这句话在美国也算的上是句比较著名的话。这里碰到一个负责从国际角度禁毒的人，自然有人不会放过。
查尔斯先生依然风采不变，面对专业问题，当然是没有任何回避。关于禁毒和反恐之间的具体联系，查尔斯先生说了一段很长并且逻辑很绕的话语，听上去每段都很清晰。但是说完了之后，我已经忘了整篇逻辑是什么了，更难保其在我记忆中的完整性。
我倒是记得有个问题很有意思，即是如果我们打击了毒品的种植，那些种植毒品的人去投靠了恐怖组织怎么办？因为事实上在阿富汗的很多地方，当地人就是依靠着种植毒品来换取生活收入。虽然的确有恐怖组织的成员用种植毒品的方法来给组织换取资金来源，但是打击毒品交易和生产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给无辜的人，或者说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提供任何帮助？
除此之外，使大麻合法化的问题更是大家比较爱问的问题，不管是否吸食大麻，这似乎都是最热的话题。而查尔斯先生的态度十分明确，就是大麻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被合法化。即使别人拿加拿大大麻合法化的做法来质疑，查尔斯依然是有备而来，手里很厚的一本手册中把问题分析的十分科学化、理论化。他简单地讲了讲，引用了经济学中的概念，他引用的经济学部分我的确能够理解，但是后面谈到，比如假设在大麻合法之后，应该怎样怎样减少毒品的负面影响，等等，搞得我完全迷惑了。我实在没能够理解，他是如何将这两个方面看似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我甚至质疑这些理论上科学的手段，是否经得住“事实”的考验？查尔斯先生有很多那样的宣传册子，结果后来的问题似乎都被囊括在册子里面，也倒是省了回答问题的口舌之苦，让大家去问自己的助理索取册子即可。
四个官员的演讲听下来确实不是很轻松，就在大家都以为一上午的项目随着查尔斯先生的离去就要结束的时候。接着又上来一位官员，比前面的四位官员是随便了许多，但是耐不住大家对午饭的急切盼望，似乎很难让大家坐稳。原来，这个官员是在国务院招募部门负责训练工作人员的管理层人士。事实上，我应该承认，这一部分十分有趣。
这位官员先生先是给我们讲述了国务院招聘人员的情况，以及国务院求才若渴的一贯态度，国务院虽然是外交机构，但是并不是需要有外交相关背景和知识的人才可以来。比如现在就在招募计算机人才和生物医学等方面的人才，试图从我们的脑海里打消国务院就是外交服务机构的片面印象。当然，作为职业外交官是国务院中很大的一部分职员，而这些工作人员是如何培养的呢？这位负责培训的官员给我们介绍了现在招募职业外交官的情况，以及需要通过的考试种类，考试的大概类型和如何对通过考试的申请人进行分类。而语言，似乎是最令人关注的一点。有趣的是，汉语是国务院急缺的方面之一，如果是熟练掌握汉语及其他一些并不在美国很热门的语言的申请人在考核过程中是被优先考虑并且加分的。通过的人要经过几关的考核，并且需要通过联邦政府相关的政治背景和安全背景审查。而接受语言培训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青年美国”一个负责演讲项目的工作人员，非常热心地强力推荐的实习项目：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有机会申请到国务院实习，而他得到的在国务院实习的机会更是让他难忘。因为当时国务院急需人手，就调派他们许多实习生去爱尔兰为克林顿总统的访问进行为期几个月的先遣准备工作。而在外国生活工作几个月本来就是件令人向往的事，还几乎是政府资助的确很有诱惑力。国务院还派实习生到海外的使领馆实习，但是正是这些让人兴趣倍增的项目申请是繁杂的，并且是很具竞争性的。申请的过程就会耗费很长的时间，而且还不一定会被选中。但是我还是很有兴趣，考虑之后，计划在自己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申请。当然，我还想知道我的外国身份是否影响我的申请，推荐人告诉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就是外国人，也曾在国务院实习过，不过这个国家是美国的铁杆盟国，大概是英国，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获得了什么特殊的照顾……再说吧！
关于来自国务院各个方面的声音也都听了，关于如何暂时甚至长久地加入国务院这个机构也给我们介绍过了。国务院的访问就算是结束了，可惜的是没有更多的机会在国务院里逛逛。出去时候退回胸卡，自己又回到了进来之前的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