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同旧武侠小说一样，金庸武侠小说也有着不良的社会影响。对于金庸小说的社会影响，可以从多方面看。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正如前面指出过的那样，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引导人们逃避现实的方式来肯定和维护现实，起着“社会水泥”的作用。从对青少年心智的影响来看，它不利于青少年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青少年现代公民意识的建构。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是一个非逻辑的世界，现代生活的逻辑在那里往往不管用。沉溺于这个武林世界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显得思维混乱。而这个武林世界也是一个与现代民主与法制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界，沉溺于这个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脑子里装了一大堆与现代公民意识冰炭不可同器的东西。而这样的青少年在中国一多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绝非幸事。
正像金庸武侠小说不过是民国时期旧武侠小说的延续一样，对金庸小说的吹捧以及吹捧方式，也并不新鲜。把金庸小说与中外一些名著相比附，是今日“金学”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手段之一。同样的手法，民国时期的论者也曾用于对那时期的武侠小说的吹捧。姑举一例。金庸的《鹿鼎记》被今日“金学家”们视为瑰宝，尤其其主角韦小宝，似乎可与古今中外最成功的文学形象相比。将《鹿鼎记》比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更是一些“金学家”乐此不疲的，并自以为一大发现，而《鹿鼎记》对所谓“反侠”形象的塑造，则成了金庸突破和超越旧武侠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见陈墨《“反侠”韦小宝》，发表在《通俗文学》1993年第4期）但同样的比附，同样的腔调，也早有过了。当年，对宫白羽，就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名作《十二金钱镖》虽是投时谐俗之作，自认为开倒车，但这部书到底与其他武侠故事不同——他借镜于席文蒂思(王按：塞万提斯)，作武侠传奇而奚落侠客行径；——所以他的故事外形尽旧，而作者的态度，思想，文学技术，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见叶冷《白羽及其书》，收入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不但金庸武侠小说翻不出什么新花样，连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吹捧，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
“金学家”拼命要用一个“新”字在金庸与平江不肖生、赵焕亭、宫白羽之间掘一条鸿沟，恐怕是难以被公认的。如果说，何满子、袁良骏们还只是强调金庸并未能突破武侠小说的类型，提高武侠小说的品位，那施蛰存则干脆认为，从小说艺术看，金庸的“新武侠”尚不如平江不肖生的“旧武侠”，也不如中国古代的《三侠五义》等经典武侠作品。（见云起《作家到大学讲什么》，载《文学报》1999年6月24日）如果从金庸小说较之旧武侠小说更脱离现实、更缺乏艺术真实性的角度看，施蛰存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 |
